《樱国科学技术厅与erato计划对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考》

    作者：夏水枫【笔名】（夏希羽，水野遥佳、冯琪诺）

    审稿者（按拿到最终稿的顺序排列）：沈涵曦、浅野明日香、林晓烨

    发表情况：1982.2.28，以时评形式发表于《科技时报》

    ————以下为正式内容————

    （一）科学技术厅

    经历了二战后，从落樱帝国时代走出的樱国，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主要工业产能损失巨大，自身的科技独创性极少。为了快速恢复与发展经济，原本意见纷纭的樱国政界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这一点上却是抱着相同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就是成立‘樱国科学技术厅’，建立专门的科技决策和管理部门，使其成为推动战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

    科技厅未成立时，樱国科学技术方面的行政人员都被统称为“技官”，这一部分政府人员希望能够承担起国家机构中枢职能的责任，改革意向强烈，他们认为科技振兴最根本的是需要制定对国家发展有利的重大科技计划并且建立强有力的计划实施保障体制，因此亟待建立一个以制定科技政策并保障其实施为宗旨的新的行政机构——科学技术厅。

    然而，当时的樱国学术议会十分担心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会阻碍学术自由，使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因而反对成立科学技术厅。加之在当时国家层面的行政机构建制已经确立的大局下，新成立的机构势必会影响既存机构的平衡运行，在这样的反对声中，科学技术厅的成立看上去遥遥无期。樱国行政省厅包括文部省，通产省和农林省，这三个省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各自责任范围中所涵盖的科学技术板块分别属于各自旗下的文部行政，通产行政以及农林行政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形下让三个省厅分别交出各自行政范畴内的科技部分几乎不可能。所以，要想顺利建立这个新的科技行政机构，必须能证明这个机构不违背原有的组织逻辑——既是新机构，又能与所有现存机构并立。

    就在这样两方拉锯和博弈的境遇之下，奇迹般地出现了两个概念扭转了这一僵局——“科学技术相关基本政策”和“科学技术相关综合调整”。

    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新的科学技术政策，包括服务于全国各省厅的综合科技政策的行政职责，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现有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无论是文部，还是通产、建设、运输、邮政，它们的管辖分区中不包含综合科技政策这一项目。而与各省厅相关的整体科技计划的制定和科技方针的综合调整，这些都是任何一个省厅无法单独完成的。所以如果将新机构的行政范围定义为上述内容，既不与现有部门的科技职责冲突，又赋予新的机构综合调动和协调的职能，同时消除现有省厅的反对呼声。就这样，樱国在政策博弈中另辟蹊径，从而寻找到科技厅成立的制度合法性。

    1956年6月，归总理府直属管辖的科学技术厅在经过一系列波折后，终于以国务大臣为最高长官挂牌成立，主要负责协助政府制订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并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门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尽管在成立初期科技厅只负责管理那些其他省厅的管辖范围以外的科技内容，是处在一种消极的立场上执行任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因为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慢慢昭显出自己的实力，使科技政策成为樱国国政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将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发展以更密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二）以人物为核心的erato计划

    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和科研工作的基础，如何通过研究计划对于人才进行的选拔、培育、资助和评价的一系列工作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战后樱国的快速发展是以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造为基础的，并不具备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极大地限制了科技工作者的自由发展。在这一时期，如何通过合理的科技计划进行科技人才的培养，建立适应科学家成长和合作的科研环境成为科技厅的重要任务，也是樱国独创的“创造科学推进事业”（一类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的总括实施型研究，erato，exploratoryresearchforadvancedtechnology，以下简称erato计划）的核心目标。笔者也可以大胆断言，erato计划是科学技术厅迄今为止最宏大的政策之一。

    就在昭和五十六年（公元1981年），也就是去年，樱国科技厅启动了erato计划，作为寻求进行基础科学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新方法，erato计划采用“主管导向型”的研究模式，项目主管在研究方向，职员设置，以及资金分配上有着几乎完全的自主权利，这为樱国僵化的官僚结构的研究系统注入新鲜血液，对樱国创新系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直接和间接地在樱国催化出更多新的研究计划，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基础结构。

    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由国家资助的研究体系相比，作为“主管导向”的erato计划是相当激进的，并具有以下显著的区别特征：

    （1）研究项目集中于高风险/高回报、跨学科领域的研究项目，通常是不被大学研究系统内支持的主题。

    （2）项目组由来自樱国产业、行政机关、大学科研院所的年轻研究员（大约25—35岁）构成（也吸纳海外人员），并且同大学和政府实验院所相比，erato计划项目下研究员工作的机动性灵活性更高。

    （3）没有长期固定的研究实验设备和设施，但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每个项目必须五年内完成，五年过后研究人员遣散。

    （4）与大学研究相比，erato项目资助更为充裕，每个项目可得到4000万—2亿日元/年的资助。

    （5）项目选择程序与典型的“提议－评审”程序完全相反。樱国科技厅不接受项目的申请，而是首先通过一个由来自公私部门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挑选合适的项目主管，再由项目主管确定研究主题，组建研究团队，负责项目运行。

    实际上，以“人”为核心的人才和研究资助的传统在欧美的学术机构中并不少见，例如，米国芝加哥大学的霍华德修斯医学研究所采取资助重要科学家的方式推进研究领域的发展，资助以5年为周期，在5年期的评价中考察资助人的工作对于本领域内有什么贡献，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其研究领域的现状。然而在眼下的樱国，渗透着“以组织为中心”的想法，科研机构普遍实行终身雇用和资历工资制，将研究人员一下子集中起来，设定5年的研究时间，进行集中性研究的体制是划时代的一举。

    1981年作为erato计划开启的元年，开启了包括“林超微粒子”、“增本特殊构造物质”、“绪方高效聚合物”、“西泽完全结晶”在内的四个计划，其名称均冠以计划负责人（项目领导者）的名字，这也完全强调了erato计划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系统。

    以“林超微粒子”为例，从笔者现有的资料可初步判定，该研发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尝试通过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以大量生产“铁”超微粒子，将其应用于“磁带”。从笔者的同事们对有关研究的简单分析可以得知，一方面，目前有关研究正处于从氧化物磁性体向金属磁体的转换期，产业界十分关注超微粒子。另一方面，这一重大研究方向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包含金属粒子的“难烧结材料”，并可能计划进行有关材料的特种陶瓷烧结试验。

    笔者认为，erato对樱国的意义体现在科技政策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了将基础研究领域归于樱国科技厅的业务范围内，首先需要确立政策对象的合法化以进行新领域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厅积极运用法律条款明确科技厅在推进基础研究上的责任，使得政策推进变得更容易，这在科技厅设置以来的第一次，也象征了科技厅向自主政策制定的科学技术政策官厅的转变。

    第二，创造性地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体系，保证研究核心人物的独立性。研究主管作为核心，招聘对其想法产生共鸣的人组成研究小组，以研究主管为中心开展工作，而这些研究小组不归属于既存的研究机构，当时考虑到这是能够保证小组长的意思被迅速传达的必要条件。

    第三，明确基础研究之中“科研种子的探索”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探究的原创性和科学突破的重要价值，以寻找革命性的研究课题为第一要务。

    （三）总结

    以笔者对本国的了解，自建国以来，国内也有过类似的计划，但大多都是举国家之力进行的国防或航天相关的项目。现在看来，在erato计划中，项目主管的选择方式和构建真正的产学研结合的研究团队这两项政策着眼点同样适用于科技发展，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种方式存在国家层面的普适性。

    （这种方式）在确定项目负责人后，人事安排方面给予其更大权利，同时，跨学科的不同领域人员组建团队，可以均衡各成员的力量，彼此交流想法，对整个项目的运行都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模式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与维护科学自主性之间也将会实现某种平衡。

    实际上，作为后发国家的我国，今天恰恰处在樱国“厚积薄发”的科技发展历史经验中“厚积”的阶段，为了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同样需要创新的理念，不断学习科技先行国家或者是像樱国这样同样经历过追赶过程的国家的历史经验，从决策组织正式结构到具体政策的执行和实施进行不断变革和进步。

    虽然erato计划的效果暂不明确，且笔者认为在国家层面暂不宜过急、过猛地在缺乏明确计划的情况下迅速推行类似计划，但我们完全有条件在发起该类型计划的过程的全寿命周期内，对其保持长期而坚定的关注，并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机构先行试点，同时开始以月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筹划，以在财政条件相对适当的情况下果断而迅速地推进。

    为此，我国的科研体系必须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革，这绝非一蹴而就。但我也希望所有读者都意识到，这些变化和社会本身一样，它们都不是一根只有两头的棍子——不是这头就是那头。如果只有两头，最后只能撞得头破血流、血流漂杵——解数学题的时候，如果1是错误答案，那么一般来说，-1大概率不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