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将所征赋税全部换算成银子征收，大明朝正式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
    但是铜钱依然有其无法取代的作用。民间的小额交易还是要靠铜钱进行，只有在大额交易中才使用白银。百姓出门买个菜总不能用贵重的银子付款，必须要用价值低的多的铜钱。
    这就好似后世百元大钞和一元两元纸币之间的区别。
    同时，新皇帝登基铸造带有自己年号的铜钱，更是彰显正统性的体现。这是个政治问题，怪不得郭允厚不敢轻忽对待。
    “孙元化要从户部支取多少铜料。”
    “回陛下。据孙元化讲，其所铸火炮每门需用铜650斤，要铸造100门，共需支取6万5千斤铜。”
    “倘若全数支给他，户部还剩多少？”
    “还剩约4万斤。”
    “这四万斤铜，能铸多少钱币？”
    “这要看陛下是想铸好钱，还是铸劣钱了！”郭允厚有些尴尬的说道。
    “嗯？怎么还分好钱劣钱？这是何意？”郭可阳疑惑道。
    于是郭允厚便向皇帝解惑明朝混乱的钱币制度。
    明代中后期，形成了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流通制度。由于一方面缺铜，另一方面白银大量流入，民间甚至出现了铜贵银贱的现象。当然这个贵贱是相对过去而言。
    因为缺铜，官方铸造铜钱的次数和数量，较宋代大为减少。于是民间大量产生了私铸铜钱的现象。私铸铜钱在流通底层泛滥，但是所铸造的钱币大多粗劣。
    以品质较好的万历小平钱为例，含铜量在七成，重一钱一分。最好的嘉靖小平钱含铜量在九成，重一钱二分。
    民间所铸私钱大多只含铜五六成，差的甚至连含铜二分的都有，其余部分都用铅铁等物掺杂。而且私钱的重量也比官钱轻很多。劣钱甚至只有五六分重。
    朝廷虽然屡加禁止私铸，但是奈何官方铸钱少，明代人口及商品经济又较前代大发展，民间有流通需求，因此屡禁不止。
    天启元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改变了以前由工部主持铸钱的局面。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全国形成了两京及四川三个造币中心。
    但天启三年，魏忠贤专权乱政，滥铸情况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和混乱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这里面魏忠贤一党做出了不少“贡献”。
    天启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铸造了大量劣币，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一枚钱币重原定为一钱三分，一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一枚钱币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
    因为含铜量少，分量又轻，天启时所铸造的劣钱，有些甚至能落地摔成数瓣。
    因此郭允厚问皇帝“想铸好钱，还是劣钱”，意思是倘若铸造劣钱的话，能省不少铜，可以铸造出更多的钱。
    “铸币乃是朝廷信用的体现，自然要铸造好钱。便以万历小平钱为例铸造‘神武通宝’。”郭可阳拍板道。
    “只是朝廷缺铜，郭先生可有何良策？”
    “陛下臣听说云南铜矿众多且易开采，民间多有盗采者，陛下何不令云南地方广开铜矿，如此则朝廷铸钱之铜也会逐渐充裕。”郭允厚斟酌着回奏道。
    “云南一年产铜大概多少？”皇帝问道。
    “朝廷矿课为三十抽二，云南全省每年铜课700两计，则需生产铜35万斤。”
    “云南偌大一个省，又盛产铜矿，每年才700两矿税，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如此征税，我大明财政怎能不枯竭。”郭可阳愤恨道。
    “与其这样，不如朕直接自己掏钱开矿好了。收那几个破矿税，下面的士绅还叫苦连天，每想到此处，朕真想踢烂他们的狗脸！！”郭可阳越说越气，忍不住骂了起来。
    郭允厚哪见过皇帝如此愤怒，加税又是个敏感话题，他也不敢乱说，骂士绅自己也不敢，只得闭嘴不吭声。
    郭可阳平息了一下情绪，对郭允厚说道：“朕听说倭国盛产铜，倘若派一使节出使倭国买铜，也不失为一应急之策。郭先生可有人选？”
    “此为礼部职责，臣似乎不便多嘴。”郭允厚小心的说道。
    “是礼部的职责，但是干的还不是你户部的事？休要推卸！”郭允厚这个老滑头想打太极，郭可阳有些生气，声音尖锐起来，带着怒气。
    郭允厚见皇帝想发火，不敢再推诿：“回陛下，姜日广曾在天启六年出使朝鲜，甚有清誉。其人品行高洁，在天启七年被魏逆罢官，或许是个不错的人选。不过陛下最好还是找礼部商议一下。”
    “嗯，好，朕自会找礼部商议此事。”郭可阳颔首道。
    “另外，孙元化所请铸炮之铜，你要尽数支取给他，军国大事不可延误。至于铸币之事，户部还剩下多少便铜铸多少币，按刚才说的，不许铸造劣钱。民间存世的前朝旧币也都要回收重新熔铸。”
    所谓前朝旧币就是明以前各朝铸造的铜钱，当时唐宋时期的铜币都能在明代民间流通的。老百姓不傻，什么样的铜钱含铜多分量大是好钱，什么样的是劣钱，用的时间长了，都一清二楚。
    汉代铸造的五铢钱，就流通了500余年，一直到唐代初期还在流通使用。后世有历史研究者统计，明代所使用的铜钱中，大约有80%是唐代或宋代的铜钱。民国初期，作为中国古代使用的铜钱也还在民间流通，直到1920年左右才废止铜钱的流通。
    “朕会令刑部行文各地方，严查民间私铸铜钱之事。对于劣钱，户部可以从民间回收后重新熔铸。”
    虽然郭可阳也清楚，禁止民间私铸铜钱，效果可能微乎其微，但是朝廷总要表明态度。
    除非能像清末那样，技术条件足够成熟，能够制造发行使用机械冲压技术生产的铜元，民间无法仿制。
    否则，对于技术壁垒低下的，以浇铸方式生产的铜钱，很难有效禁止民间私铸。
    “至于云南开矿采铜之事，朕自有计较。国家缺铜已是几百年了，好在我朝白银繁盛，还可以弥补铸币缺铜的不足。此事不急于一时，更非一时所能解决的。郭先生便先按照刚刚商议的执行吧！”
    郭允厚走后，郭可阳便思考如何解决缺铜之事。
    根据郭可阳的历史知识，清代解决铸币缺铜的方案主要是两个，一是滇铜（即云南铜矿）的大量开采；二是日本铜的大量流入。
    郭可阳对于日本盛产铜的了解还源于一枚小小的钱币，那便是着名的“宽永通宝”。
    郭可阳小时候在乡村，喜欢收集铜钱，曾见过许多宽永通宝，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长大后查阅资料，才知道是来自日本的铜钱。原来古代日本多铜，而中国缺铜，日本铜钱通过贸易大量流入中国。
    宽永通宝是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同时也是流入我国数量最多的外国钱币之一。
    古代日本盛产铜，主要归功于足尾铜山的发现。
    1610年，当地百姓发现了矿床，此后足尾铜山便作为江户幕府直辖矿山，正式进行开采。而宽永通宝即是使用足尾铜山出产的铜所铸造。
    在江户时代，足尾铜山鼎盛时期的产铜量达到一年1200吨左右，折合明斤为200余万斤。
    要知道明末时，云南全省才年产铜30多万斤，产铜最多的江西德兴、铅山年产量约为50万斤。日本国小民少，这么多铜根本就用不完，造成其国内铜价极低。
    清初便是通过大量进口日本铜，来缓解国内铸币缺铜的难题。
    至于云南铜矿的开采，才是郭可阳认为的解决国内用铜的关键。清初大量进口日本铜，引起来德川幕府的警惕，后来便对铜的出口进行限制。正是清政府大量开采云南铜矿，才彻底解决了国内缺铜问题。
    对于开采云南铜矿，只靠民间资本是不够的。郭可阳计划自己直接投资进行开采。反正现在内帑里银子多，与其干放在那里，不如投资采铜获利。
    要知道，投资开矿后获得铜料是第一层利润，自己做为皇帝拥有铸币权，将铜料铸成钱币则可获得第二层利润，就是所谓的铸币税。
    这样便也为朝廷找到了一大收入来源。同时还解决了铸炮用铜的问题，当真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至于用谁去云南主持开矿采铜之事，郭可阳思虑一会儿便在心中有了人选。
    此人必须清廉而有才干，还要是个自己信任的，那么便非他莫属了。正好，也给他找了个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