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邓元觉的发问，吴用很是淡定：“大将军第一次出使梁山，便应该知晓，我家征东将军对与方圣公结盟一事颇有诚意，但方圣公不视我梁山为盟友，反而视为奴仆下属。”
    “若我家征东将军与王庆一般，小生这江南一行自然是来不得的。我梁山仍视贵部为朋，都是不满这天下不公的人，彼此帮助，不是应该的么？”
    邓元觉一张圆脸顿时涨得通红，前次方腊称帝后，也派了使者前往王庆处，要册封他为“大吴国楚王”。王庆气得将方腊的使者直接杀了，然后自己也称帝，自号楚国皇帝，并建年号“万年”。
    一个吴国，一个楚国，一个永乐，一个万年，总之王庆就是要与方腊对着干，这让一部分方腊臣子部将都觉得羞愧，简直是莫名其妙给自己树了个敌人，虽然王庆与方腊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既然是朋友，我梁山熟悉一下朋友的近况，略表关心之意，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石秀在一旁看着吴用，一脸的震惊和崇拜，只觉得我家征东将军看上的人，果然都是人才！
    这话从逻辑上讲，确实没毛病，但邓元觉脑子转了几个弯，心想你梁山的细作果然厉害，你这人口才也果然了得。他无奈地看了吴用一眼，也不想再去争辩什么了。
    若他此刻在杭州，是方腊的近臣，吴用教他去挖方腊的墙角，邓元觉是绝计不肯的。但吴用的理由也很充分，有这一支军在南面牵制，也能减少一些朝廷官兵对处州方向的压力，也算是在侧面战场支援方腊了。
    而且吴用和石秀也不争权，找来的人，仍旧是方腊的下属，还是为圣公效力，邓元觉沉吟了许久，还是同意了。于是就派出心腹前往游说吴用提供名单上的人物。
    吴用摇着扇子微笑，邓元觉自己是问心无愧，以为仍旧是向方腊效力。但站在方腊的角度，这邓元觉就是要闹独立、闹分权，再引来一伙方腊集团的边缘角色，吴用已经替邓元觉想好了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原来这就是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感觉么？吴用心情大好，想了一想，就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写了一封密信，让石秀派人传回到了登州。
    登州，王伦还没有收到吴用的来信，却先收到消息，朝廷官兵已经攻占了湖州，冲进了杭州。
    王伦顿时不住摇头，觉得方腊基本已经宣告失败了，不在今年年底就在明年，以江南财赋的地位，朝廷肯定会再加大平定力度的。
    自古以来，国都被破，几乎就再没有重起的王朝，也就大唐气运过于强大，国都六陷，天子九逃，仍旧能够一次又一次站起来。
    方腊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势力膨胀到最强大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向北打，攻占润州镇江府以及建康江宁府，却把长江渡口让给了朝廷，任由童贯领兵过江。
    方腊选择了向秀、苏二州进兵，非得先弄死朱勔不可。若是能守住长江天险，朱勔就是瓮中鳖、池中鱼，这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导致了方腊现如今的地步。
    只那时恰逢着高俅第三次领兵来攻，王伦也没有精力去提醒方腊，更何况这位也未必肯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便不去想，而是仍旧注重在登州的改革。
    大宋朝的税赋，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类，即：公田、民田、城郭、丁口、杂变。
    十六国南北朝时，北魏统一北方，毕竟是渔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北魏前期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官员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一支部落兵的头领，通过战争掠夺、战功赏赐获得钱财。
    但随着北方统一，北魏孝文帝不得不改革制度，开始了汉化进程，但“太和改制”有一点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是官员俸禄的问题。
    于是从北魏到北齐，就出现了公廨田、公廨钱，即朝廷给州郡县的官衙，按照官员品级，划分官田，雇佣百姓耕作，土地的产出大部分直接交给本地官员，以充当俸禄，同时还允许官府面向民间进行“高利贷”行为。
    这一制度被隋唐沿用，大宋朝开国后，官衙仍旧有公田，但大宋承认土地私有，故而国有土地并不多，公田提供的赋税也不算多。
    王伦在登州的改革，就取消了公田，将之分配给了无地的农民，因为这一点儿土地，实在不值当官府专门派人经营管理。
    所以王伦改革的第一个大头，就是民田。他已经通过均分土地，征收夏秋两税，初步推行了下去。
    自古以来，或者说从汉朝以来，官府对民间收税，大致有三类：土地税、人头税、商税。两汉对人头税，是按照成年百姓来计的，不分男女，比如西汉时百姓每年按照人头要缴纳一百二十文钱。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占领青州之后，推行改革，将人头税转为户税，即不按人头，而是按照户口，以一夫一妻计，缴纳的也不是钱，而是土地产出的实物。
    同时两汉还有财产税，但唐朝德宗皇帝时，名相杨炎改革，提出了“两税法”，就将官府在册的百姓，以每户资产、家中人丁、以及拥有土地数量综合收税。
    大宋朝又做了一番改革，土地税单独收，人口、户税也只在部分州县，通过身丁钱、米钱的名义收取。
    看似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大宋朝推行各种盐铁酱醋国营，实际上的人口税、户税都分摊到了农税、商税以及各种杂税中去了，实际征收比例反而更高。
    王伦就听闻，王安石变法之后，江南的部分州县，当地官员就已经建议，将两浙路“丁钱随田税带纳”，只是朝廷议论后并未通过。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摊丁入亩”，即将人口、户税与百姓拥有土地多寡形成了绑定，王伦在登州也开始了推行。
    同时王伦又按照隋朝的制度，将统计在册的百姓人口按照年龄划分，三岁以下为黄，也就是常说的“黄口小儿”；三到十岁为小；十到十七岁为中；十八岁到六十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登州的土地改革，均分人口主要针对丁男和丁女，中男则分二十亩地，成年后再分一次田；老年也有二十亩，但身死后土地就回收。
    王伦的土地政策，可谓是从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一直到满清雍正时期的大杂糅，这样征东将军府名下占据的未分配土地，大约只有六分之一左右，山林水泽，则实行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