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创立，南宋的朱熹是其集大成者。该学派竭力宣扬儒家“大道”，故也被称为“道学”，因强调“理性”，所以又叫“理学”。
    程朱理学主张“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还提出了“致知”和“太极”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
    明朝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在王阳明“心者天地万物之主”、强调人内心和主观能动性观点的基础上，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
    李贽提出要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地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剧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
    王学左派的观点和思想，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欲望和本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程朱理学过于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束缚。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应不受传统伦理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
    王阳明（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明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身名门望族，年少时便有四方之志。
    王阳明在早年的求学，先后师从家娄谅和大军事学家许璋，这两段经历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阳明师从娄谅时，年仅十七岁。娄谅倾囊相授，王阳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在三年的时间里，研读了超过二百部程朱理学的经典，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数十万字。
    娄谅，明代理学家。师从吴与弼，继承朱熹学说，偏于心学，主张主敬“穷理”，中举后回乡讲学。
    他们常常挑灯夜谈，对理学的精髓反复琢磨，不下千次的探讨让王阳明的思想愈发深邃。
    而拜许璋为师时，王阳明二十出头，正值青春激昂。在许璋的指导下，王阳明参与了不下五十次的军事案例剖析，模拟了超过二百场战争的布局与指挥。每一次的剖析，他都全神贯注，笔记密密麻麻；每一场模拟，他都仿佛置身战场，调兵遣将，思索致胜之道。
    许璋，明代军事学家，在军事战略、战术及兵法运用上造诣深厚，将军事智慧传授给王阳明，培养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
    在与娄谅的学习中，娄谅对王阳明在哲学思考和道德观念的塑造上帮助极大。他引导王阳明深入思考人性、天理，培养了王阳明严谨的思维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许璋这里，许璋不仅传授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王阳明的决断力和战略眼光。他教导王阳明在复杂的局势中迅速洞察关键，果断做出决策。
    正是早年师从这两位大家的经历，为王阳明日后提出“知行合一”的伟大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阳明曾作《蔽月山房》诗，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维水平。
    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认为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他还远赴边塞游历，了解边境情况，胸怀建功立业之志。
    王阳明12 岁就立志要做“圣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志向。
    1492年，21岁的王阳明为了实践朱熹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进行“格物”。
    通过观察和思考来推究竹子所蕴藏的“理”。钱姓朋友从早到晚竭尽心思地割竹子，三天后累倒了。而王阳明选择继续坚持，他独自“格竹”，七天后也大病一场。
    经过这次事件，王阳明感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此后，他对朱熹理学的正统观点产生了怀疑。
    从王阳明的自述“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可以看出，他和钱姓朋友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观察竹子上，但“早夜去穷格”“竭其心思”等描述也足以体现他们的专注和投入程度。
    “格竹”事件后王阳明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为他后来提出“心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有人认为这是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一次实践尝试，虽然没有直接获得预期的结果，但引发了他对传统理学的深入思考；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朱熹“格物致知”理论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无论如何，“格竹”都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着名事件，引发了后人对哲学方法和认知理论的诸多探讨。
    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
    正德十一年（1516 年），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当地匪患严重，据史料记载，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王阳明就指挥军队进行了大小战斗 20 余次，剿灭山贼数以千计。
    他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不重形式，只重实质。动用的剿匪部队主要是机动部队，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他认为山贼未经专业军事训练，野战能力脆弱，只要解决他们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能胜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贼攻贼。正规军较少训练山地战，对付山贼草寇往往力不从心。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策略的体现。
    其三，善用心理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每消灭一处土匪，他就在当地建立政府据点，如崇义县、和平县。他还实行了保甲制、光荣榜和黑名单等措施。
    他推行《南赣乡约》，从思想层面解决匪患产生的根源。通过这些举措，王阳明成功平定了南赣地区为患数十年的盗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王阳明当时手中无兵权，通过一系列策略，成功组织力量进行平叛。
    他先是督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邀请江西在任及致仕官吏备战，聚集各道兵马，征调粮草、制造兵械战船；又使用离间计，致信宁王朱宸濠的左右伪相，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在勤王兵卒未到的情况下，王阳明趁朱宸濠带兵攻陷九江、南康，鏖战安庆之际，领兵万余人出吉安，攻占了宁王的南昌大营。
    朱宸濠回师救援，双方在鄱阳湖决战十余天，最终王阳明活捉朱宸濠，仅用四十三天就平定了这场震动大江南北的叛乱。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阳明率湖广兵抵达南宁，后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起初叛军听闻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
    后见王阳明以散遣诸兵布阵，防备弛缓。湖广兵偃旗卧鼓驰马抵达后，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阳明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最终将断藤峡叛军几乎全部剿灭。
    王阳明能够在军政和哲学思想之间融合，得益于他的心学理念。“知行合一”强调认识与行动的统一，这使他能够将哲学思想应用于实际事务中，包括军事行动和政治管理。他的哲学思想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帮助他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明智的判断和行动。
    在平定宁王之乱时，他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果断决策，以及运用心理战等手段，都体现了他将心学理念与军事策略相结合的能力。
    王阳明忤逆宦官刘瑾而遭廷杖四十，随后投入诏狱。在诏狱中的时间没有确切的详细记载，但这段牢狱经历对他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出狱后，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龙场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极为恶劣，物资匮乏，瘴疠弥漫。王阳明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反思和探索，
    正德三年（1508 年）的一个夜晚，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这标志着他心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以往通过向外在事物寻求天理是错误的，天理其实就在人的内心之中，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只需通过自我的内心反省和实践就能达到。这核心观点，也为他后来在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他的学说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王阳明的弟子遍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可考的弟子就多达数百人。
    儒家思想强调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初衷是引导人们向善、和谐共处，儒家并非主张无条件地大度原谅，而是强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教诲和惩戒，以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等，并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意。儒家提倡的“仁”包含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关爱，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封建制度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扭曲。
    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每日静坐冥想，思索人生问题。经过长久的苦思，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心即理”，困扰他多年的格物穷理问题找到了答案。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强调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知行合一”则重视知与行的关系，认为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无需向外寻求。“知行合一”的理念让人们认识到知与行的紧密联系，避免了只知不行的空谈，使得道德修养能够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中。
    王阳明心学启发人们关注内心的力量，注重实践与认知的统一，追求自我实现和道德修养的提升。
    曾忤逆宦官刘瑾而遭廷杖冤狱，在谪官贵州龙场期间顿悟“格物致知”之道。王阳明主张“心者天地万物之主”，强调人的内心和主观能动性，始创“姚江学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学命题，构建起完整的“心学”体系，有力地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子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巅峰。
    在其步入天命之年后，因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是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
    王阳明的主要着作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等。
    其中《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研究其心学思想及一生最重要的着作之一。书中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格物等哲学思想。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的书信出自其亲笔，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他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
    嘉靖七年（1529年），王阳明卒于江西南安（大余县境内），享年57岁。后葬于浙江洪溪（绍兴市境内）。隆庆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世也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在去世前一年，王阳明任两广总督军务时就患有“咳痢之疾”，严重到无法正常生活，同年十月他上书嘉靖皇帝，请求告病还乡。船行至江西南安时，当地官员周积前来拜见，见他“咳喘不已”，王阳明对他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加重无法继续前行，舟船便在南安停下。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召周积入舟，此时他已不能语，只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八字遗言后便去世了。
    根据他的后期症状，不少医者推测王阳明患的是肺结核，中医称痨症。他从小体弱多病，脸色发青，中年后更加明显，被认为是先天性肺病的征兆。28岁时，他考中进士，次年任正六品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因白天忙于公事，晚上仍刻苦读书，积劳成疾，开始咳嗽、呕血，这是肺结核常见的早期症状。30岁时，他被朝廷派到江苏、安徽一带审犯人，审完案卷后更觉劳累，不久旧病复发。37岁时他被廷杖四十并关押进大牢，备受折磨。后来被发配至贵州修文县，当地系瘴疠之地，外加旅途劳累，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苦不堪言。56岁时，他又受命带兵镇压广西思恩、田州等地民族叛乱，军旅奔波和恶劣环境使他的肺病再次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