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通了尼罗河至红海间的运河;又于公元前518年派斯基拉克调查印度河口，斯基拉克率船队从印度河口西行到达红海，历时30个月，从而建立了印度帝国的海上联系;还在中亚修建水库等等。
    改革巩固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但并未消除帝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未消除帝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这庞大的帝国里，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帝国东部(伊朗、中亚)，奴隶制不很发达，有些地区耕种小块份地的村社农民还大量存在，他们是波斯军队的主要来源;而帝国西部(巴比伦尼亚、亚述、腓尼基、埃及及小亚希腊城邦等)，有的已有两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且有很多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城市，这些地区的人民是帝国贡税的主要承担者。
    大流士一世不仅从全国各行省搜刮大量的白银和其他贡赋，而且有自己直辖的王室奴隶制大庄园。据1969年公布的帕赛波里斯泥版文献，在大流士统治的第22年(即公元前500年)，王室大庄园发给奴隶(\"库尔塔斯\")的粮食(主要是大麦)总数为.7勃尔(1勃尔等于10公升)，每月平均为1351勃尔;留用的大麦种子为1707勃尔;发给作牲畜和禽鸟饲料用的大麦共3818勃尔;发给官吏的面粉为2211勃尔。从这些已发现和公布的关于王室大庄园开支的情况可以看到，王室大庄园的奴隶数量、耕地面积、牲畜头数和管理官吏是相当多的。这里的劳动者，库尔塔斯，大都是被波斯征服的各族人民，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财产，靠领取给养生活，但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家庭。波斯统治者可随意将库尔塔斯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劳动。除了王室大庄园外，还有贵族官僚奴隶制大庄园，它们也剥削库尔塔斯的劳动。王室和贵族官僚所拥有的大庄园遍布全国各地，构成帝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巴比伦时期出现的富有商家--埃吉贝家族和穆拉树家族等，这时更加富有了。他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立钱庄，贷款给官僚贵族，取得大量的利息。他们还从包税、贸易中获得空前的利润。
    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全国建立驿道，方便军队的调动、国王命令下达和下情上达。加强帝国各地的联系。在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配备有人员、马匹、粮草。最长的一条驿道起自小亚西海岸的以弗所，西至伊朗高原的苏撒，全长2400公里，称为\"御道\"。另一条着名驿道是从巴比伦经伊朗高原至印度河。这种驿道可能是在原有大的队商道路和亚述帝国时期的一些驿道的基础上修建的。
    以波斯城为例:基座平台仿自西亚;以大石柱构成主殿仿自埃及神庙;石柱的凹槽和螺旋状，则受希腊影响;殿门两侧的石狮，殿墙，浮雕，屋顶琉璃瓦与亚述建筑相似。
    将迦南人使用的22个符号，转变成便利书写学习的表音字母，西传后成为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欧洲各国字母的共同基础，为其文化上最突出的贡献。
    早在公元前6世纪，伊朗法尔斯地区的波斯人部族酋长居鲁士就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阿契美尼德国家。公元3世纪以前，在伊朗西南部通用的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附近山上雕刻的关于国王大流士(公元前521~公元前485在位)业绩的文字就是古波斯语;在伊朗东北部通行的是阿维斯陀语，在祆教经书《阿维斯陀》中，已经有了萌芽状态的诗歌。
    在艺术方面，波斯帝国留下了宝贵遗产。帝国从各被征服民族征调劳动者和建筑材料，用以兴建宫室，装点都城。波斯的建筑融合埃及、巴比伦、希腊各民族的艺术成就，构成自己独特的雄伟壮丽的风格。大流士一世的新都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建筑在巨石垒成的高台上，有大王听政的殿堂和百柱大厅，柱高7.62米，以圣牛、角狮和人面形为柱头(见彩图波斯波利斯王宫谒见大厅)。 高台阶陛侧面的壁上浮雕万人不死军、廷臣和各被征服民族进奉贡物的行列。苏萨的宫殿遗址有彩色釉砖的墙壁，上面描绘大王的侍卫和各种野兽。这一切都旨在表现帝国的伟大和大王的尊严。金属细工在波斯也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工艺，艺术家们以槌压的方法制成各种异兽形金片装饰宫殿的门和用具。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呼罗珊及乌兹别克地区)。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睐。三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