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兰，字廷秀，号丰山，山东布政司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人，明朝中期军国重臣。历任户科给事中、兵科右给事中、通政司通政使、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谥赠太子少保。
    丛兰，其祖名实荣，父名春，据传生于清晨，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喜得贵子，其父乐不可支，雨稍停便到院外大门上挂剑示喜。此时，恰有文登知县与文登营总兵早起公干，正持剑在门下避雨，见一大清早便有两位地方大员，为一个初生毛孩持剑站岗，两位大人都好生奇异，于是齐随丛春进门观望。见小孩红光满面，生相不凡，两位大人齐夸孩子将来必有出息，当个九品官不成问题，其母一听乐道：“别说九品，就是一品俺也不嫌弃！”谁知丛母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句话，却使儿子最终真的成了朝中一品大员。
    丛兰，少不贪玩，惟对经书典籍喜爱有加，滨海一带买不到书本，往往手自抄录，夜诵达旦，历经十数年的寒窗苦读后，丛兰学业大成，遂入省城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又远赴京城参加会试，然时运不济，无缘金榜，京试的失利不仅没能使他受到压抑，反而使他愈加发奋，遂由“都下鬻书，归益加探讨，自天官、三式兵钤、医术、算数之类，靡不究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度寒窗后终以自己的满腹才华荣登进士榜，高中三甲第三十八名，经吏部考核，职授户科给事中。
    丛兰，入朝为官后，处处以社稷为重，四处巡察，整肃流弊，尽忠职守，巡察光禄寺时，见有司正在整备皇坛供器，遂上疏弘治皇帝说：“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宫廷法事遂得遏制。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指斥权奸无所忌，虽屡历艰险，仍一如既往，致使梁芳、刘瑾等内侍巨奸亦无所避，朝中邪恶之徒或废或诛，丛兰由此声名鹤起，朝野颂扬。
    太监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后宫宠臣投机钻营，中饱私囊，扰乱朝纲，祸乱宫廷，在朝臣们的弹劾下，众奸虽一度以罪摈斥，但在后宫的袒佑下不久还京，朝臣无可奈何，宫廷一时乌烟瘴气。丛兰忍无可忍，在清宁宫火灾爆发后，即不失时机地“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与此同时，对朝中邪恶之辈也极尽斥责，疏道：今日之务在“惜畿民，抚边戌，警怠玩，杜贪残。”，“奸贪如侍郎林凤辈之未见罢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乱，旧章皆宜惩处，以顺上天遏恶之命。”林凤、崔志端等遂被罢黜。
    孝宗时期，内臣当道，乱命不断，当时内宫降旨，将无所建树的代理都指挥吴安，提升为都督，对贻误军机的边将姚信予以宽恕，朝臣一时议论纷纷。丛公不肯坐视，即行上疏，力请论处，孝宗照允，二人遭免，朝野称快，“大阅京营”。如此“在谏垣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必尽中。虽忤旨下狱，志不少挫”，丛兰因政绩卓着升任通政使司右参议，又明年转左参议。
    武宗登基后，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酷施杖刑，残害朝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朝野上下胆战心惊，苦不堪言。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搜刮钱财，作为朝中干吏，丛兰被派往延绥督理军务，从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的军旅生涯。刘瑾爪牙借核实边功之名，到处罗织罪名，罚没边官钱粮，如此“命不时下”，“久不克完”，“一岁至再三举行”，致使很多边官纷纷“以罚米赔粮系狱”，很多边民纷纷“以催征逋负逼迫逃窜”，“将家由武举进者，分隶各镇类，愁寂不能聊生”，“其谪戌除名没产者，多出锻炼考察之令”，而“侦事之卒，纷纷四出，所过莫不危惧。”
    刘瑾的恶行，使大明天下一时危机四伏，终于导致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乱的爆发，见朝政如此荒败，民生如此艰难，丛兰怒不可遏，他一边安抚边官百姓，一边上疏“奏陈十事”，痛责刘瑾弊政。疏中言道：“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赀。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力劝武宗“宜速改而不容绥者”。武宗批允，“疏至，诏悉行之。”对于丛兰的责伐，“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刘瑾奸党，亦“希旨劾兰”，“欲中以祸”，丛兰眼看就要大祸临头，然而此时边关告急，丛兰作为边关主将不易处置，刘瑾只好暂且搁置。所幸“数月，瑾诛”，丛兰方转危为安，丛兰不畏权奸、勇斥弊政、心怀社稷的胆略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颂，不久便晋升为通政使。
    丛兰的胆略气魄，不仅展现在参朝理政上，而且在整军备战、卫国戍边方面也胆识过人，气魄非凡。丛兰入朝为官后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场、整顿京城防务中表现出非凡的军机处置才能，朝臣无不为之侧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为兵科右给事中。丛兰从此得以参知军政，襄理军务，由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身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丛兰全心扑在百姓民生上，全心扑在边防建设上。“值岁旱”，田间干枯，禾苗奄奄，百姓心急如焚，齐向丛兰哭诉求救。丛兰“祷于群望”，清冤理狱，追悼亡灵，斋戒敬天，致使境内“鞫冤系释之”，不日“三边皆雨”，稼禾俱兴，百姓开颜，齐聚督府跪谢，丛公由此威加“三边”。
    刘瑾时期，官商勾结，把持盐政，牟取暴利，致使“引利皆归于权右”。“及公来”，整肃军纪，统一政令，统一市贸，严惩不法，从而使臣属“无敢私谒商通，而事乃济。”此后，“诸有补于边储者，皆一一条上行之。”从而使边境市贸井然，物给丰足，百姓乐业，军心大振，边防愈加巩固，胡寇愈加闻风远遁。丛公由此军民爱戴，声望日隆，威震三边。
    丛兰为人沉稳，富有谋略，致力军备，屡建奇功，中都一带盗匪群起，官军守将纷纷败北，满朝文武惶惶不安。危难之际，群臣举贤，首推丛兰，正德帝遂“亟召公巡抚庐、凤、滁、和”等地。丛公到后，一边广施仁政，广济灾民，安定地方，一边加强军备，步步为营，对敌展开部署。丛兰率兵抵达凤阳，此时贼已压境，丛兰遂督吏士防遏沿河诸渡口，准备迎战。顷刻，警报至，丛兰即躬擐甲胄，身先士卒，奔走邀击。在丛公冲锋陷阵的激励下，将士人人奋勇，个个用命，直杀得天昏地暗，经过数度激战，贼寇渐渐不支，不久便全军溃败，狼狈逃窜。此役共俘斩三千余人，溺而死者数万，赈济所全活者又二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协从男、妇六百人。
    捷报传至京城后，举朝欢庆，正德帝遂赐敕奖励，赉以金帛，等到秋天九月班师回朝时，当地老稚攀留满车，下为立生祠。王师凯旋后，正德帝出宫相迎，还朝论功，又升一级，荫一子，为太学诸生，加赐金帛羊酒。同时召集满朝文武宴于礼部，大肆庆贺。
    蒙古小王子率军大举南侵，蒙军压境，边关危急，武宗加封丛兰为右都御史，并敕命其总制宣、大并山西偏头、宁武、雁门等关军务。丛兰从而成为统兵抗敌、节制边关五路兵马的总督帅，临危受命，手握重兵，深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圣命，即上疏请辞帅印，分减兵权，武宗不允。丛兰又再次上疏请辞，武宗又不允。
    丛兰来到边关后，即四处巡视，查勘敌情，整修军备，并令内地军民各筑堡入保，亦如塞下，在整饬边备的同时，丛兰还严号令，明赏罚，从严治军，从而使边关将士，在丛兰的精心治理下，边关各镇一时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为了消灭蒙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根除边患，丛兰坚壁清野，固守不出，一再示弱。
    在丛兰骄敌深入之计下，蒙军不可一世，疯狂入侵，一再深入，见战机已现，奋然谓诸将曰：“贼志骄矣，取威服远，机不可失也！”。在丛兰的督阵指挥下，边关将士一拥而出，东西奋击，直杀得敌军丢盔卸甲、人仰马翻，很快便溃不成军，见大势已去，敌酋小王子不敢散掠久留，忙率残部宵夜遁去。可丛兰早有部署，他分部诸将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谍者往来传报，随时准备消灭逃窜之敌。当残敌逃至北塞，又为我军乘高据险邀击前后，歼者不可胜计。其虏酋小王子，亦断右臂而走，营中痛哭声昼夜不绝”此役战果辉煌，为数十年来，虏之挫衄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自此后，北寇胆寒，不敢复南牧矣，捷报传至京城，天颜喜甚，复赐敕奖励。
    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时为江北巡抚的丛兰，即请命移镇瓜州，率兵御之。在丛公的统率指挥下，江都军民密切协作，严加防备，不久便“擒伪谍数百”，从而使叛军孤立无援，惶惶不知所向，经过一年多的围剿，终被消灭殆尽，丛公由此又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平添了一抹浓彩。
    丛兰奉旨还朝，命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郡，漕运为古时盐铁粮秣转运的命脉所在，关系到京都供应、军备保障和社稷安定等问题，所以历朝历代对此都非常重视。丛兰受命后不敢怠慢，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漕运的勘查和整治之中，惩治贪恶，革新陈规，改立条约，疏浚河道，改善河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从而使漕运面貌大为改观。为了总结漕务，启示世人，他还“着《漕运录》行于时，从而为后世的漕运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丛兰身居督抚，位高权重，商贾环绕，馈赠不绝，但他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居尘不染。作为督抚重臣，丛兰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处处以百姓民生为重，为此他不惜触犯皇室，毅然上疏毁佛，为民请命。宫廷为行佛事，拟遣中官刘允，征调舟船“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以迎取西藏活佛乌斯藏。奉诏后，刘允便以迎佛使为由，巧取豪夺，沿途百姓随即陷入官府的层层盘剥之中，丛兰对此恼恨不已，他一边传令部属，一边上疏宫廷，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刘允不知就里，督办所需，然而丛公却辞而不见，致使刘允迟迟不能成行，不日旨下，允勿遣，沿途百姓从而免遭了一场盘剥劳役之苦。
    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丛兰以其忠贞的节操、无私的奉献、杰出的功勋，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赢得了正德皇帝的高度信任，即使宠臣江彬“数有谗言”，亦不能对丛公产生丝毫影响。为了表彰功臣，丛兰以六年考满进阶资德大夫，勋正治上卿，官居一品。
    长期的军国生涯，使丛兰心力交瘁，不胜烦劳，再加上人至晚年，思乡之情悠然而生，因此在得知皇上加封的喜报后，即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不待叛军剿灭便已决退休之计。为了褒奖功臣，丛兰归休后，世宗特旨沿途驿站程程迎送，令有司岁给禄米三十六石，舆隶四人，以为常近。时大臣告老还乡，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为了彰显皇帝优抚老臣之德，地方仕绅特为丛兰所居堂院，取名为“优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