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史记·礼书》
    刘邦虽然出身底层，但毕竟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基层小吏，再加上看过了萧何保存下来的一系列书籍档案，使他对于秦朝的一系列政策有了系统的了解。
    虽然秦朝已经灭亡，但刘邦却看出了秦朝各项制度的先进性，在汲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对部分制度有所修正之外，对于秦朝的大部分制度，刘邦都全盘予以了沿用。
    在官僚制度方面，刘邦基本沿用了秦朝的官僚体系，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专制和集权特点，由皇帝总揽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财政大权。
    同时，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中央朝廷沿用秦朝的“三公九卿制”，设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以萧何充任；设御史大夫为副相，辅佐丞相处理国政，并兼掌监察事务，以周昌充任；设太尉主掌军事，以卢绾充任，三公皆直接向皇帝负责。
    此外，又分设“九卿”分管具体事务，其中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掌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郎中令掌皇帝侍从警卫、少府掌皇室私财和生活事务、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族事务。
    在汉武帝推行改革之前，西汉初期基本沿用了这套官僚制度，只是在汉文帝时罢黜了太尉一职，后来也只在汉景帝时短暂恢复了四年，此外汉景帝时曾对部分官名有所更改，例如将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改为大理、典客改为大行令、治粟内史改为太农令。
    在行政区划上，刘邦虽然迫于西汉初期形势，不得不分封诸侯王，但却在中央直辖区域仍然沿用郡县制，这种郡县和封国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各诸侯国，分别由各诸侯王统治，全面掌握郡国的行政、军事、财政和官员任免权力，只有封国丞相由朝廷任命，辅佐诸侯王治理封国；而在中央直辖地区，刘邦则在地方上沿用了秦朝的“郡、县、乡、亭”制度，保证了国家对地方基层的控制。
    在律法层面，刘邦则命萧何以“秦律”为蓝本，在秦朝“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的基础上，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为原则，删除了其中不合时宜的条文，例如废除挟书令、参夷令、收孥相坐等律令，同时结合西汉形势，补充了“户律、兴律和厩律”，制定了汉朝的《九章律》。
    此外，又在孙叔通的主持下，以秦的礼乐制度为基础，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乐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着，使得西汉的统治迅速稳固。又在张苍的主持下继续推行历法和度量衡的统一，依照秦朝的《颛顼历》，制定了汉朝的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并增订、删补了《九章算术》。
    在刘邦看来，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其实制度层面的问题并非主要原因，秦朝的一系列改革固然一时间让百姓难以适应，在民间造成了恐慌，但更为严重的其实是秦廷的统治模式。
    由于秦国君主自幼接受法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的统治更注重法制，严刑峻法之下，新制度固然得以推行，但却造成了各阶层的极力抵触。此外，再加上长期大兴土木、对外用兵，最终导致百姓难以忍受，而秦二世即位之后的残暴统治，则成为了压垮秦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刘邦虽然在制度层面只做了小幅度修改，沿用了大量秦朝的旧有制度，但在统治方式上，却与秦朝截然不同，他采取了更为柔和的统治方式，使得百姓逐渐接纳和适应了这些新的制度。
    汉朝初期，由于历经秦朝以来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经济几近崩溃，以至于“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米至十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更为重要的是，秦汉虽然皆一定程度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但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长期割裂，全国各地的百姓在文化、习俗等层面仍然有着极大的差异，社会矛盾极为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为了修复长期战乱造成的创伤，尽快恢复经济，避免激发新的矛盾，导致国家处于动荡，他没有继续采用秦朝那种高压治国策略，而是在陆贾等人的建议下，主张以道家的黄老思想治国，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也就是说，只要百姓不违反律法，那么朝廷便不会过多地干预、影响百姓的生活生产，使得百姓的创造力可以充分发挥，使得百姓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同时可以更为自然地实现民间文化、习俗的融合，给予了百姓最大程度的休养生息，使西汉的局势迅速得以稳定。
    西汉立国后，陆贾曾向刘邦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但刘邦一直以来便比较讨厌儒家那套空谈理论，因此骂道，“我马上打的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则反驳道，“马上得到天下，又岂能在马上治理？”
    陆贾便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了推行仁义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
    听罢，刘邦面有惭色，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命令陆贾着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着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
    陆贾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刘邦重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虽然倡行仁义，但却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不合时宜，因而兼采众家之所长，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将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进与糅合，进而提出了更为贴近现实、更能解决问题的“无为而治”思想。
    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下，陆贾认为在律法上应该“文武并用，德刑相济”，他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治”，但却要适当，做到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因此，汉朝的《九章律》不再像“秦律”那样细致和严苛，从而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律法环境。为此，刘邦甚至在秦朝监察体系的基础上，除了中央朝廷仍由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外，废除了地方上的监御史制度，改以封国与地方互相监督，使得百姓约束大为减轻。
    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汉初虽然仍然沿袭了秦朝的军功爵制，但同时为了弥补这种制度下，武官较多而文官较少，导致国家极富侵略性的缺陷，在选官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刘邦多次下达求贤令，想方设法招揽士子阶层进入朝廷，充实各级官吏队伍。
    刘邦的这一通操作，不仅套用了秦朝已经实践成熟的制度，使得西汉的统治迅速得以运作，同时又分析改良了秦朝的各种不足，减轻了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恢复，迅速赢得了天下臣民对于朝廷的拥护。
    也正因此，即便后来因为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的矛盾，仍然时常有战争爆发，但天下却并未因此再度陷入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