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这个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不过性格非常随和，不是正式的场合，讲起话来也是一嘴段子。大家都很喜欢他，下属们跟他也没什么距离。张敞的私生活比较随便，用放浪形骸形容可能过分，大概算不拘小节。下朝后他很喜欢在长安着名的章台街溜达，当年的章台街相当于今天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民国时期的八大胡同，是女人扎堆的地方。
    章台街上经常出现张敞骑着马，猥琐地左顾右盼的身影。章台街的姑娘们接受采访时说，张市长经常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张敞说，我就路过，看看，呵呵，看看。
    曾经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个御史闲得蛋疼去听张敞的窗户根儿，告到刘询那里一状，说京兆尹张大人给他的老婆画眉，严重有损汉官威仪。大概是有人想把张敞赶走，又在寻找这种无稽的理由。
    由于是朝会公开场合，张敞也正好在场，刘询不好回避，只好八卦地问张敞，有没有这么回事。
    张敞皱了皱眉头，答道，这个男人和女人在一个房间里能做的事儿多了，画眉毛才到哪儿。（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刘询也皱了皱眉头，说得倒也没错。
    没给张敞什么处分，也没给那个吃饱了撑的御史什么奖赏。
    张敞这种性格的人朋友肯定很多，比如萧望之，廷尉于定国，名门之后杨恽，再比如那个喜欢杀人的严延年。
    张敞和萧望之都是读书人，自然共同语言就多，廷尉于定国虽是学法律出身，是刀笔吏，但是为人处事颇有读书人之范，杨恽的来头则相当之大，他爸爸是昭皇帝时期的丞相杨敞，就是有心脏病，后来因为霍光废了昌邑王刘贺的皇位导致情绪波动太大把自己吓死的那个杨敞，而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也就是说，杨恽的亲外公是司马迁。
    杨恽因为老爹的关心也一直在长安从政，事实上，正是因为杨恽向刘询进言，《史记》，当时叫《太史公书》，才得以进入国家图书馆，班固写《汉书》才得以少费许多笔墨，后世人才得以一睹此惊世绝作之风采。
    张敞从这些朋友那里受益不浅，但这些朋友，也给张敞带来不少麻烦。比如萧望之，一会儿御史大夫，一会儿丞相，如日中天。朝里有人好做官，张敞能把京兆尹做得这么稳，有萧望之的帮忙。但就是因为萧望之---至少看上去如此---张敞在京兆尹一职上做了九年却得不到任何升迁，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还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北京市市长不可能九年都是一个人。
    萧望之认为张敞当世少有的人才，极其优秀的地方官，但太随便，不严肃，少庄重，不适合居大位，像御史大夫，丞相，太傅这样的职位，张敞不适合。刘询是非常同意萧望之这一观点的。京兆尹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官，所以张敞的政治生涯早就到顶了。
    杨恽则更过分，张敞因为杨恽差点把命搭进去。
    杨恽因为老爹的关系，很年轻就在长安混，从郎官开始做，一直到霍光死了，皇帝和丞相魏相要做掉霍家之时，杨恽为魏相跑前跑后，传递消息，搜集证据。霍家清理干净后，杨恽就升上来了，任职光禄勋，九卿部级。
    杨恽的出身应该说好到不能再好，老爹是高官，外公是一代史学宗师，要身份有身份，要文化有文化，所以杨恽身上有不少优点，比如爱读书，他也是《春秋》研究专家，否则不会跟张敞有共同语言，再比如杨恽喜欢散财， 因为他不缺钱用，对钱也就不那么在意。
    老爹杨敞给他留了不少钱，杨敞的第二个太太，就是杨恽的后妈，因为杨恽对她很孝顺的缘故，死的时候也把遗产给他了，这两笔钱加一起有一千多万，杨恽给自己留了点老本，剩下的全分给了家族里的人。杨恽爱散财的名声全长安都知道，以至于大家都管他叫杨山郎。铸钱原料都来自开山挖矿，山为财用所出，所以当时山可以代指财富，山郎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钱柜，钱柜杨。
    但是这个杨恽有点问题，不知道遗传自谁的性格，他很愤，老愤青一个，对时局的不满都挂在嘴边。比如刚刚提到的一丘之貉，语境是，杨恽感慨说：皇帝从来都信任小人，古今真是一丘之貉啊。这话，正确与否另说，该不该讲另说，但是杨恽一个堂堂部级大员在公开场合这么讲，总是不太合适吧。
    杨恽散财，除了他确实把钱看得轻之外，似乎也是在追求某种存在感。
    杨恽还喜欢举报，就是咬人。咬人之风缘自秦朝法律，追溯的话还是商鞅变法---商叔太能折腾了，几百年后不留神还会提到他。不过一般有点身份的人还是比较自重的，不会轻易去咬人，这事儿今天看着有点儿下作，当时也一样。杨恽不知道为什么，很好这一口。如果因遭遇不平而举报，这可以叫反抗，可以叫伸张正义，可惜杨恽咬人的出发点是别人做的事不对他的口味，所以要举报，或者，为了报复，而举报。
    杨恽和同为九卿的太仆戴长乐起了冲突。戴长乐当年跟着十几岁的刘询在大街上混过几年，彼此熟得不能再熟。皇帝要祭祖，场面比较大，免不了要彩排，皇帝这么重的身份当然不会去参加彩排，这一次就让戴长乐顶替他去了。戴长乐回来后吹嘘，我也体会到做皇帝的感觉了，那么多人都冲我下跪，给我驾车的竟然是金日磾的儿子，我很快乐。
    这话当然不太好，于是朝会上有个郎官就把这事举报给刘询了，太仆戴长乐言语失当。
    小小郎官不会有胆量举报一个九卿部级大员的，后面肯定有人唆使。戴长乐就怀疑是杨恽，至于是不是杨恽，史书也没记，但是杨恽如果不是有咬人的癖好，戴长乐也不会怀疑到他。
    戴长乐决定反咬杨恽。
    杨恽有很多愤青言论，从哪里都能收集到，戴长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举报了一堆。
    杨恽反击，戴长乐怎样怎样，俩人咬起来了。
    其实杨恽和戴长乐俩人都不是什么烂人，竟然玩起了狗咬狗，真是情何以堪。
    最后的结果，刘询不胜其烦，把杨恽和戴长乐俩人都炒掉了，都赶回家，别在朝堂上制造噪音。
    杨恽被撤职后去做生意了，他有钱嘛，虽然散出去不少，其实也给自己留了不少，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杨恽还是很有商业天赋的，低进高出，赚了不少。
    士农工商，士在第一，商在最后。当时的官员不干了，一般是回家当地主，如果去经商，就是自降身价。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杨恽人在江湖，却天天操心庙堂的事，在公开场合发表对时事对人物的评论是常有的事，而且可以想象，杨恽那张嘴，肯定多刻薄之语。杨恽在长安是公众人物，他的话第二天就会传得满长安都知道，当然，也会传到朝堂上。
    一个被撤职，被从朝堂上赶出来的人还这么高调，不管那个时代允许不允许他这么做，哪怕在言论已经很自由的今天，也实在有那么点不像话。
    杨恽的一个朋友，安定郡（在今甘肃省）太守孙会宗写信给他，很诚意地劝他低调点。
    杨恽不以为然，凭什么要我低调。
    杨恽给孙会宗回了一封长信，遣词造句有些愤愤然。信的全文《汉书》里有记载，这里就不贴上来的。简单概括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总结成这么几句话：
    多承孙先生挂念；
    你让我低调，可我现在只是个商人啊，你不能用公务员的行事标准要求我吧；
    我经商，我自甘堕落，不管你的事；
    我从来没有偷税漏税，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指手画脚；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安定郡乃穷山恶水，身为中原人氏的你跑到那个鬼地方，怎么也变成刁民了呢；
    今天我算认识你了，你好好伺候你那个皇帝，没事儿别吃饱撑的管我的闲事儿。
    颇具无赖文人之风。孙会宗收到回信感觉很无奈。
    杨恽的亲侄儿杨谭很仰慕他这个叔叔，杨谭说，二叔啊，霍光当年的左右手杜延年后来又被启用了，最近还做到了御史大夫那么高，所以我觉得皇帝有一天还会召你回去的。
    杨恽哼了一声，那个皇帝，不值得我给他卖命。
    杨谭说，二叔有气魄，侄儿我支持你。
    杨恽继续他嬉笑怒骂的生活，加上他当年做官时得罪过不少人，可以想见的是，早晚有人会借题发挥，整他，或整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