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奭在位期间,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刘奭要去城外祭祖,忽然突发奇想,要坐船去
。我们前文说过,刘奭是个文化人,艺术家,这样的人自然很浪(漫),出门不走寻常路,完全寻常。但那一天风很大,船不稳,再说祭祖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坐船看着风景去,也太不庄重。御史大夫薛广德摘了帽子跪在车队前,请走陆路。
刘奭不爽之极,我坐个船怎么都这么费劲。
刘奭发话,请薛大夫把帽子戴起来。意思就是,一边站着去。
薛广德忽然面色狰狞,大声喊道,陛下今天不走陆路,我就当场自刎,用我的血污掉车轮,脏车不能入宗庙,陛下将祭祖不成!
刘奭流下一滴汗,这薛广德太夸张了...场面僵在那里了。
光禄大夫张猛跳出来打圆场,有圣主才有直臣,有薛大人如此,先恭喜陛下。这个自古水路危险,陆路安全,薛大人的话还是没错的。
刘奭不情不愿地说,张大夫讲得还是比较通透的,走路去吧。
这件事情很无聊,也没什么后续剧情。但懂一点历史甚至看过一点古装宫廷剧的都该知道,薛广德演的这一出,叫死谏。
薛广德是一个开端,后来这种事花样百出,有真心的,有表演的,还有演砸了的。基本上来讲,从薛广德开始,想跟皇帝说点话,变得很难很难。
刘邦当年赖在咸阳皇宫不走,张良一句话,刘邦刺溜就走了;文皇帝飙车,袁盎毫不客气勒住缰绳,根本不用请示;景皇帝要提剑杀野猪,郅都立即伸手拦住。这些事情前边写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味道,但跟今天的刘奭薛广德轻轻一对照,不得不让人生怀旧之慨。再往前,读孟子,读左传,看那个时候君臣之间怎么说话,再从刘奭一直向后看,看到现在。什么东西好像失去了,尊严啊,平等啊之类。
前文好像提过这个事情,失去的叫纯真,而且再也没在中国历史出现过。
有关纯真,现在能做的,好像只有“纯真从未远去,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复杂”。
发生变化的绝不止这些。
刘奭给自己修墓,初陵,下了一道红头文,大概意思说这个往年每个皇帝修陵,都要从全国各地搬迁大量住户来填充陵地周围,搬迁是个大事啊,谁都想安居乐业,谁也不想被折腾来折腾去,远离故土,远离祖坟,远离家业,这都是悲剧。
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次我修初陵,大家就不用搬了...
本来要搬迁的都是些什么人,前文有过无数次描述,就是所谓的关东豪强。我们称之为地方上潜在的,也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豪强大户们称霸地方,左右政府,控制物价,组织黑社会等等等等,当然,不是所有的豪强都这样,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好人寥寥。豪强们制造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买地,行话叫大肆兼并土地,因为秦汉的土地是私有的,随便买卖。有买地的就有卖地的,有卖地的就有失地的,失地要么去租地,要么变成流民、难民。无论租地者还是流民难民,一旦遇上天灾,一旦遇上连续的天灾,令多么淡定的皇帝惊恐的事情便会发生,民变。所以对付豪强,一直是国策。
怎么对付这些人,前文也提到过无数次,从秦始皇开始,就两条,搬家,或杀掉。这两条是相通的,基本也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现在讲共同富裕,有个定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或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富不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两个表述现在是一个意思。当年的人们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概括抽象水平,但他们明白一个古老的道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无论搬家还是杀人,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分配尽量不那么悬殊,尽量让大家都有口饭吃。搬家属于软的,温柔的措施,搬到关中天子脚下来,国家给你解决生计,这个地方你们不敢闹事,闹事也不怕;杀人,当然是硬手段狠手段了,从郅都,到张汤,到不久前刚写过的田延年,这些知名度极高的所谓酷吏,他们的形象都差不多,额上月牙印,手持狗头铡,职业斗地主,有钱我就杀。
没有对错,不讲人道主义关怀,也没什么严格的法律依据,更不要提春秋大义了,来就是吃大户的,谁让你们是,杀。
他们做的事情,概括一下基本是,允许消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大家一起过不那么富裕的美好生活。
简直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人类耻辱,历史退步。
但是它管用,洋人喜欢讲一句话,it works.
但是刘奭一纸红头文把这一国策嘎然废止了。
皇帝的红头文,或曰诏书,都是宪法,发一次红头文就在宪法里增加一条,后世继任的皇帝都要照着执行的,这叫先例。除非后来的皇帝就类似事件发了新的红头文,这相当于宪法修正案。所以刘奭这封诏书,寥寥几个字,但影响远。
至于刘奭为什么这么做,可以照着他的诏书理解,刘奭以读书人自居,心肠软,怀仁天下,看不得大家抛弃祖业,千里迢迢搬到关中。
这么解释当然很通。
刘奭尽管是个有些务虚的人,但他的脑袋绝对不糊涂,不会吃饱撑的觉得哪里不爽了非要改一下,那是拿国家开玩笑。搬迁这一国策,从刘敬对高皇帝刘邦建议并实施以来,每任皇帝期间都至少会执行一次,而且是正经严格地执行甚至不惜见血。一百五十多年的古老国策被废掉,原因只有一个,刘奭感到了某种压力。
财政压力吗?政府没能力给搬迁户提供支持了?大概有这个成分,但财政问题一般是其他问题的反映,再说哪任皇帝没有财政压力,武皇帝时期那么打仗烧钱,该下搬迁令毫不客气,甚至还搬出了大侠郭解的故事,这个前文写到过。
这不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不解决都无所谓。
这个压力从武皇帝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到现在不过积攒到了一定当量。
武皇帝之前,中央政府的官员,甚至地方政府的官员,几乎全部是外戚和开国功臣以及他们的后人,靠血统和裙带做官。这个不用论证了,翻翻前文就知道。
外戚和开国功臣的家,自然都安在长安,至少绝大部分是。也就是说,武皇帝之前,从丞相到郎官到地方官,几乎家业都在长安以及周边。所以要出搬迁令,整个政府没一个人跑出来反对,因为根本搬不到他们头上,事不关己,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