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编着《史通》——刘知几
作者:徐夏半生   史事讲将2隋唐五代最新章节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朝大臣、史学家。出身彭城刘氏,进士及第,授获嘉主簿,迁定王府仓曹参军。修撰起居注,成为史官,历任着作佐郎、着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坐事贬为安州别驾,追赠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谥号为文。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属书香门第,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着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
    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着,对后世影响很大。
    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着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
    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