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我们如果不懂得节制，总有叹息后悔的时候。如果我们后悔了，改正了，就不会有更大的灾难。
    乾隆时期，全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幅发展，耕地面积扩大至七亿八千万亩，人口激增至三亿人，经济社会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时候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高，众多高产农作物得到普遍种植。
    用南方水稻为例，亩产量达到五六石的屡见不鲜，最高可达七八石。
    这几个数字很惊人。
    按我们的通常理解，一石等于十斗，约等于一百二十斤。还有其他说法，在清代一石约等于七十公斤，一百四十市斤。
    我们按一百二十斤换算，乾隆时期的水稻亩产已达到惊人的七百多斤。
    在袁隆平爷爷的努力下，我国现在的高产杂交水稻亩产量常规低产约为六、七百斤，高产到达一千斤至一千二百斤。比较高的如四川省乐至县，2024年规模经营主体水稻种植的平均亩产量为625.9公斤?。
    当然还有更高的产量，比如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的水稻产量，在株距为十二厘米的情况下，亩产量达到969公斤，接近两千斤一亩。而在株距十四厘米的情况下，亩产量也有约894公斤?。
    这是产量比较高的，平均产量没有如此惊人。
    据有关统计，2024年全国早稻亩产量大约为七百九十斤，总产量约为563.5亿斤。
    在没有杂交水稻加持的情况下，乾隆时期的水稻产量已几乎等于如今的早稻平均产量。
    粮食产量越高，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更何况，这时候高产、耐寒的甘薯和玉米也在我国大江南北得到了广泛种植。
    粮食产量能够满足需求，这是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出现井喷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越来越广泛。当时全国集中的产棉区主要有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河南、直隶等地，江南的纺织业因此分外发达。
    眼见清朝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进入人人称颂的康乾盛世，乾隆帝逐渐变得好大喜功，不懂得节制了。他开始大兴土木，生活奢侈的，又仿效康熙帝六下江南，巡幸各地，一路上任意挥霍，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各级官僚、地主、商人竞相效仿。贪污腐化重新盛行，吏治再度变得败坏，清王朝来到了由盛转衰的拐点。
    乾隆中后期，接连爆发腐败窝案。如公元1768年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1781年甘肃捐监冒赈案，以及一年之后的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
    两淮盐引案涉及数任两淮盐政及众多盐商。二十多年来官商勾结，共侵吞税银一千零九十余万两之多。
    两淮盐政从中获利多少呢？高恒任内收受十三万两白银，普福任内收受八万余两。
    乾隆帝下令将普福、高恒和盐运使卢见曾革职查办，叛秋后处斩，又向盐商追缴银一千零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六钱。
    甘肃冒赈案，又称甘肃米案，是乾隆年间甘肃官员以赈济灾民的名义徇私舞弊侵吞赈粮的大案。这个案子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省，共牵涉到总督、布政使及以下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余万两。
    因其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被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这桩案子早在七年前就开始了。众多官员参与其中，却无一个官员举报，以致该案隐瞒七年之久，如果不是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这桩大案也许还不会败露。
    清政府在甘肃实行过捐监。
    所谓捐监，就是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的读书人，必须按规定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用以在灾荒之间赈济灾民。
    捐监曾一度停止，但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为由，说服陕甘总督勒尔谨上书朝廷，奏请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公元1774年，乾隆帝批准在甘肃开捐。
    王亶望稍微变了一下捐监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算为白银。随后他调来亲信，将私收的白银以赈灾之名开销出去。
    他们为各县预设灾情，然后按照各县“灾情”的轻重，把赈灾银两发给各县，又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所谓的“冒赈”。
    这份冒赈的钱，就由王亶望和各县瓜分了。乾隆帝远在帝都，对内情一无所知，见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将其调升浙江巡抚。
    甘肃布政使一职由王廷赞接任，他与总督一起照本宣科，从中牟利。
    一众官员心照不宣地伙同贪墨，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谁知公元1781年，甘肃河州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不堪压迫，突然揭竿起事反清进逼兰州。王廷赞为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帝上奏说甘愿将历年积存的四万两廉俸银捐作军饷。
    乾隆帝一眼看出毛病，王延赞只不过担任甘肃布政使，他家中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于是他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一面调集重兵镇压起义，一边密查王延赞家财的来源。
    这一查，就查出了地方官员冒赈侵贫的惊天大案。
    据统计，甘肃省当时共有二十七万多名报捐监生，共计收捐银一千五百余万两，其中有一千多万两不知所踪，且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乾隆帝获知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叫“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他为此下令重惩，强调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
    此案共计处死大小官员五十六人，被革职下狱者八十二人。其中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令自尽，王廷赞被处以绞刑，王亶望等人则被斩首示众。甘肃官场实现了彻底的大换血。
    甘肃冒赈案仅仅过去不到一年，山东库银案爆发。
    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为满清八大姓之一，而且他还是乾隆帝皇妃的伯父。他与山东布政使于易简勾结贪赃枉法，导致山东省共亏空帑银两百多万两。两人都被处死。
    对于各案贪污犯，乾隆帝无一例外处以极刑，但并没有刹住贪污之风。当以乾隆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享受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时，官场逐渐形成各种陈规陋习，广大农民的生活逐渐变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