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耳山，鲁东南第一高山，史上着名的宋代文学大家苏轼曾多次赋诗赞美其雄奇巍丽。就在这座名山之前、五莲山以东、以南的叩官、潮河、户部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后，出了一大户人家，其影响之大，几乎家喻户晓。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仍有剧目唱词提到“马耳山前我为王”，我在《五莲山上一山庄，科举世家名远扬》一文（以下称前文，载入9月29日《五莲乐乡游》公众号）中曾提过，这就是由诸城相州落户五莲叩官的王氏家族。但因受篇幅和资料所限，没有详细展开，读者有待继续了解其盛况。为此，抽节日闲暇，拜访了我初中的校友、留守叩官的王氏十六世绍荣先生，查阅了他珍藏的《琅琊叩村王氏家谱》。该谱是1988年夏由早年迁徙台湾的学者、叩官王氏十五世熙昶，在先父遗存的纪事册基础上编修的，约16万字，蕴含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现选其要点，与读者共享。
    家族的缘起
    该家族属着名的琅琊王氏，谱中的一世祖庠，明前期由诸城西乡小店村定居于诸城北相州镇，故称相州王氏。二世隆、三世仁，四世绩，至五世允升，官至明代监察御史，享有“王半朝”之誉。其墓旁、路边曾立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的碑坊。七世钺、八世沛恂、九世椿、十世元麅，均为清廷命官，详见前文，不再赘述。
    王氏虽历代为官，但其八世祖沛恂弃官隐居九仙山数十年，享世外桃源生活，着《匡山集》传世的逸民家风，却永传后世，到其曾孙、十一世增杰，便“淡泊名利，酷爱山水，南游县内之五莲、九仙山时，喜其景色优丽，遂兴宋苏子所云‘隐君子’之志意，于九仙山麓，鸠工建别墅，并薄置田产，拟久居焉”（志载其族祖王柯亦曾在此建过别墅，是否为同一处，待考）。别墅建成后，“以周围都为山麓，即命名’为团麓子’。入住之后，流连忘返。不久病逝于相州。曾续修道光十八年相州王氏族谱，为相州王氏德高望重之辈。
    增杰之侧室乐太君，“性坚毅，才智高，治家有道”，“居团麓子别墅约二年，以其规模狭小，四周环山，不逸居家，乃迁居三子筹建之从碧园中，是园位于五莲山前寇（叩）官庄之西侧”。
    乐太君三子，即十一世增杰与乐太君所生的三个儿子，又称为三祖，为叩官王氏十二世的三位先祖。长子名钟献，次子名以铃，三子名以键。今叩官王氏后裔所分三支，就是这三祖后裔。
    从碧园的兴衰
    乐太君三个儿子随母南迁后，“同秉遗传之德性，共受严亲之熏陶，南抵团麓子，目睹山水之胜，亦坚偕隐之志”，遂于叩官庄建从碧园，奉母迁居。用“绍德”为堂号，含继承祖德之意。三子分居后，次子以铃于绍德堂西侧建“闻德堂”，含德高名望之意。三子以键于从碧园东门外以“宜谦”为号建堂，因其长兄钟献以三弟才高气傲而得名。
    绍德、闻德二堂并立于从碧园中，东西大道之北，其中绍德堂悬有“甥刘墉书”的堂匾。这是因为乐太君的长女适配为东阔大学士刘统勋，生子刘墉，刘墉题字属向舅家献礼：“刘文清公（刘墉），虽知舅家，足能德服四邻，使宵小却步，独恐万一之失”。刘墉不但亲书绍德匾以赠，还代请朝廷御赐牌坊，以彰外祖母乐太君气节。此坊匾悬门楣，跨大道，路人皆仰。刘墉名震朝野，叩官王氏与其从碧园业因此名声大振，在周边特别是马耳山前，几乎无人不晓！
    刘、王二家亲上加亲。刘墉的妹妹嫁于其二舅家的表兄（或）弟。刘墉还作媒将济南茅家巷茅国老孙女嫁于三舅家表弟濬庸，迎亲于新起的“宜恕堂”，乡人称为“前宅”。“刘家四代，皆恳劝王家，出仕于当代，石庵对舅家，尤能多方关爱”。叩官王氏有刘家这样密切的近亲，又与诸城、日照一些望族联姻，只要王家有意为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但王氏仍依恋于山水园田，尊循“为绍祖德，绝意仕进”“以读书为至乐，谨守‘孝弟力田’之家训。”
    该家族淡泊名利，还表现在改村名上。该村原为王家的佃户村，并无寇姓，乐太君来后，以“寇”字不雅，遂改名为“叩官庄”，后因三个儿子爱山水不爱做官，即简称为“叩村”。又因“官”字音相近于“古”字，乡人俗称“叩古庄”。这里三面溪水环绕，又靠山近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其后裔在该村延续至今。
    据谱中考，从碧园为叩官王氏祖居，创建于清乾隆末年，约在公元1795年前后，位于叩官村西侧，北岭下，约数十亩，外形方正，四周有围墙，东西各有一门。东门外为叩官村，为王家佃农集聚地，有东西村路一条，为村民通道，南北村路一条，为县中大道，道两边有店舖多家。初有数十户村民。西门外为栗行，属王氏家族所有。园内路北居中建有绍德堂，由大门至正堂需进三道门。正堂门前有月台，台下为堂阶，两侧为厢房，中间为庭院，对月台有屏门，屏后有通往前院、大门的过道，过前院，出二门，经另院，可出大门。路南遍植花草树木，建有亭台池沼等，四周长有茂密的桑、榆松、竹，从碧园由此而名。绍德堂对面是花园，其东西为书室，藏书万余册，均盖有“从碧园藏书”印记，看出该家族为书香门第。闻德堂分家后，又平园中池沼，在绍德堂对面建衣德堂，后又于花亭北公建东西二祠堂，将书移于闻德堂，将花亭改为享堂。绍德堂三传后，再于家祠北建修德堂，自此，从碧园便成为叩官王氏家祠专称。
    从碧园历经清乾隆年间后多代，直到上世纪30年代日军入侵后，逐步遭到破坏。1937年七七事变后，叩官王氏家族多外迁它地，山东保安二师张步云部（投降日军）进驻叩官，将闻德堂设为师部，绍德堂为家眷住所，将祠堂主楼和祠内珍贵物品焚烧，将树木花草剔除，在东西两边各建炮台一座，变为家祠的从碧园成为他们训练干部的场所！此后又经土改复查，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乱打乱杀，“扫地出门”，多数族人迁徙台湾，也有部分迁外村，留居本村族人已寥寥无几。正如谱中所记：“不止散布邑之四境，且多侨居国外者，即以来台定居者言，除叩（官）村三支后人之一部外，其他乡村，及始终居于相州之族家，来台者，也不少”。原来富丽堂皇的从碧园，至今也只剩五间祠堂和一株玉兰树！祠堂前几年快要倒塌，近来已经县文化部门拨款修复。
    王八北林和僧王庙
    叩官王氏家族崇尚儒家文化，力求忠孝节义，以‘孝’为先。突出表现在建林与修庙上，即曾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林地——北林和闻名遐迩的僧王庙。
    北林，位于叩官村北岭东坡下，是叩官王氏祖茔地，由相州南迁叩官村的十一世祖妣乐太君及十二世之三祖考妣之墓，位居于中，三支后人之墓，围绕四周。林中大墓，都有供案、墓碑等，让后人不忘祖德。有溪水自东北来，环林而流向村东。林中植有柞树。四周为庄稼，环境优美。据说因该林地风水好，连过去常年看林户也沾了光，其后代多有出息。后该林同其它所有林茔一样被平，但后人照常前往祭祖，在外后人对回乡祭祖更加器重。
    僧王庙，位于叩官村北，村人俗称北庙，为叩官王氏所修建。此庙共3间，供奉的是清朝晚期名将僧格林沁（今属内蒙古人，蒙古族），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该将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深得军民爱戴。清咸丰九年（1859年），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痛击英法联军，重伤英军海军司令员何伯（贺布）。成为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抗击外来侵略中打的第一次胜仗。同治四年，在鲁南追击战中遭到不幸。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叩官王氏族人也因其仁人爱物，忠于职守，建庙塑像以悼念。这在全国少见，看出该家族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器重和对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敬！王五其人
    在马耳山前的叩官、潮河、户部一带，提起叩官王氏家族，人们谈论最多的有两人，一是王八，二是王五，但不知其名字，也不知其关系，连我撰写的上文也将其父子俩误为兄弟俩，在此，加以纠正并作以下简要介绍：
    王八，名濬（音xun），字繁九，为叩官王氏十二世以键幼子，叔兄弟排行为八，王五的父亲。王八与兄弟分家后，其居宅建于宜谦堂北，三进入堂，另有东院，与宜谦堂并列大门，乡人称为“东宅”。据传，王八是当时马耳山前“三条龙”之首，财大气粗，体健气壮，“豁达而不修边幅，及壮，即任侠好义，能急人之急，未届六十，‘八太爷’即誉满遐迩，家业已耗之大半”。至今仍有传说：当年只要有人有求于他，他都慷慨解囊或设法相助。有一佃户因生活所迫，偷杀了人家一棵树，怕吃官司，跪求于他。他不但不拒之门外，严加教训，还好面子接待，帮助想出一法：将树干顺茬截去一截，就证明没有作案。此法果然有效，该户感激不已。
    王五，名乃栋，字云浦，王八的第五个儿子，叔兄弟排行九，为最小。人们习惯按胞兄弟称。《琅琊叩村王氏家谱》编修熙昶的父亲。生于1897年5月。自幼勤奋攻读诗文、经史，书法小有名气，入学后，文才显露，“理明词达，且多创建卓识”。15岁后，来往于诸城县城与济南省城之间，很少回故里。毕业于济南高等学堂后，即加入中国国民党，献身革命。
    王五始任诸城县教育局局长，曾不辞劳苦，数次赴今青岛市西海岸区琅琊台，寻获已失踪千年的琅琊台碑。此后，为配合革命军北伐，携家眷至省城济南，服务于省政府，进行革命工作。军阀张宗昌部搜捕革命党人，云浦曾租住四合院，掩护同志。一次因孩子玩火，误将宣传品携出，差点被暴露。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该出租房被炸毁，幸早已转移亲戚家，得免大难。
    北伐胜利后，云浦出任山东省高唐县县长。在任期间通过由本县到临县，多方了解取证，在摸清事情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解决了一桩自明清至民国数百年一直没有解决的、百姓年年向政府双倍缴粮的悬案，彻底解除了全县民众的重大额外负担，人们欢呼雀跃！不久，云浦决定调任藤县县长，民众听说后派出代表多方挽留，有人甚至设障阻拦，均无效。上任藤县后，又联合国民党军，解决了受张宗昌部诱惑的道会组织“无极道”乱政扰民问题，人心大快！
    此后，因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云浦族侄、改组派骨干王乐平被暗杀，云浦一度愧悔于“不求仕进”的祖训，绝意辞职，回乡读书自娱。离家一段时间后，又因家用所需，出任安徽省糖捐税局局长，继应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主办总务。七七事变后，山东省议会成立，云浦又应邀任主任秘书代行秘书长之职，这就是上文中所说任韩复渠的秘书。期间，随抗战形势变化，或辗转流离，或协调地方保安部队关系，特别在协调于（学忠）张（步云）之间的关系中，奔波流离，做了大量工作，消除了隐患。抗战胜利后，回重庆处理山大复校、收回校产等事务。返回后形势逆转，省政府转移，从此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5月率家眷由青岛乘船去台湾。下船后，全家14口人，曾露宿基隆街头，靠购木板路边搭房，卖馒头维生。继而因病居家卧床十年，1976年8月8日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