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建立之初，除了改元、封赏功勋、改地名的常规操作之外，也进行了诸多改革，革除前朝弊端，让天下人民沐浴新王朝的恩泽：1，为前朝被贬逐官员昭雪平反。凡是在唐朝享受两广、海南岛、越南公费游的，全部官复原职，即刻回京报到，沿途郡县要给予适当的路费，助其回京；凡是已经不幸离世的，准许归葬故乡。2，放出前朝宫女。准许她们返回故乡，找老实人嫁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皇帝带头戒除骄奢淫逸、奢靡享乐之风。3，改革吏制，唯才是举。实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操作，发掘一批忠于后梁的新生代，填补前朝权力空缺，造就一批新贵，使之心向后梁。4，缩减三公消费。特别是对公务员的差旅费、接待费进行了重拳整治。按照路途的远近和实际通行状况划分了不同的等级，并且规定了往返时间。其实唐朝对于官员的差旅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一品大员可以享受驿站的八匹驿马，而七品则只能享用两匹；再比如官员在沿途驿舍停留的，不能超过三天，且官府只报销官员一人的食宿费用，其家人等随行人员需自费，否则冒用者将以盗窃罪论处。据《唐六典》记载，凡所谓因公出差的，必须持有相关政府部门印发的“符券”，才能享受公费差旅的种种便利。且有单程与往返程之分，驿舍及关口必须严格查验，核对持有者的相关信息。丢失符券，是要获罪的，而如果胆敢伪造，则一律处以死刑。所以说唐朝对“公车私用”等薅羊毛现象是高压零容忍的。然而到了唐末，乱象丛生，制度法规变成了一纸空文，因公出差的竟然“逾年涉岁，未闻归阙”。朱温登基后，规定今后去往两浙、两广、福建、安南等地的，限期一个月；两湖地区的限期二十日；河北、山东的，限期十日；其余近途不得超过三、五日。要求“日行两驿”，原则上每天必须走60里路程。如果遇到疾病、或自然灾害导致耽误行期的，必须由当地政府出具公文奏报朝廷。5，整顿社会风气。导火索是棣州蒲台县的一个普通民女，因父母去世而不胜哀伤，于是“自截两指以祭父母”，用自残的行为表达自己的孝。在当时，这是非常流行的“壮举”，每当父母去世，孝子孝女们便会“截指割股”，而在此之前，这种行为被官府和民间大力称颂，所在州县都要将此事奏闻朝廷，以表明自己的教化之功，算作当地父母官的一大政绩。这在当时的山东、河北一带最为盛行。当棣州蒲台县上奏民女截指一事时，朱温对身边人说道：“如果她真是发自内心，倒是也可以称其为孝。但这有个卵用啊？唯一的用途就只能是逃避徭役。”在当时，残疾人是享受免除徭役、减免赋税等社会福利的。朱温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披着孝道外衣的美丽谎言，什么哀伤过度，不过就是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逃避徭役罢了，给朕抖这机灵？朕不吃这套！朱温下诏：自今后所在郡县，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闻。不算父母官的政绩了，没有朝廷嘉奖表彰了，也没有“最美孝子”、“最美儿媳妇”等荣誉称号了，更没有任何的补贴、奖赏，您爱割不割、爱切不切。结果诏书一下，再也没有截指割股的“孝子”了。其实截指割股这种行为除了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之外，也是一种不正之风。父母死了就要自残，无形中成为一道道德枷锁，绑架众生，政府决不能将此作为正能量大力弘扬。媒体要注重舆论导向，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别乱带节奏。6，大赦天下除了为前朝遭贬官员翻案外，朱温还特赦了“跋队斩”制度下的逃犯。前文讲述朱温发家史的时候，提到过他设立的“跋队斩”制度，即给军士脸上刺字，如果某连队长官死了而手下士兵生还，就将士兵全部斩首；如果士兵战死而长官存活，就把长官杀死。简言之，战友们要么同生，要么共死。这项命令使得汴军的战斗力爆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临阵逃脱的现象。然而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旦长官阵亡，士兵们就不敢回营，从而逃亡，而又因脸上有刺字，也不敢回家，只能啸聚山林，落草为寇。“跋队斩”既提高了汴军的战斗力，又滋生了大量土匪流寇，使得境内匪患猖獗，反过来又影响到了朱温集团的统治。所以朱温下诏，特赦“跋队斩”的逃兵，既往不咎，准许他们返回故乡。7，减免赋税连年征战使加重了百姓负担，朱温下诏，减免租税，让百姓休养生息，极大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8，追认烈士追赠成汭太师，追赠杜洪太傅，立祠纪念，二人的子孙宗族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录用为官。当初淮南杨行密侵袭鄂州杜洪，荆南成汭奉命支援，却因遭盟友背叛，背后捅刀。成汭兵败，投江殉节；杜洪被俘到淮南，坚贞不屈，一句“不忍负朱公”触怒杨行密，英勇就义。朱温因二人“皆以忠贞殁于王事”，而将二人树立为忠贞典型，成为宣讲课的必讲事例，号召各地藩镇向成汭、杜洪同志学习。每逢朱温到部队中巡视、训话，也总要宣讲二人的忠义事迹。另因成汭之姓氏犯朱温父亲朱诚之讳，故而赐姓周，所以有部分史书称其为“周汭”。无论是其曾用名“郭禹”，还是追赠“周汭”，本书遵惯例始终以其本名“成汭”呼之。其后，死于潞州前线的将士，全部追封烈士，政府为烈士妻女发放抚恤金。以成汭、杜洪为代表的已故臣属获追封、追赠，子孙得以厚待，使朱温势力内部的成员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了信仰，统一了思想，增强了集团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