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景延广又将斗争扩大化，让石重贵下令，逮捕后晋国内的全部辽国商人，全部诛杀，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这是很野蛮的行径，也是非常容易失控的民众运动。它的原始动力是贪婪和非法掠夺，却又披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外衣，古今中外，凡是开启这个潘多拉魔盒的，无一例外都会演化成种族大屠杀，例如二战前德三对犹太人。再比如近年米懂宗，煽动暴徒冲击中书省，暴徒们高举公平正义等旗帜，却在中书省打杂偷窃，甚至某些黑兄弟高举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号，转而对同样是有色人种的亚裔人商店打砸抢烧。在高尚口号的遮掩下，人们褪去了仁义道德，变成了巨齿獠牙的双足野兽。这是新年伊始，米国人民为全世界奉献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后晋石重贵初期的这场“民族运动”中，在后晋国内的大量无辜契丹百姓遭无差别屠杀，财产则被中原人“合法”没收。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辽太宗耶律德光气得几乎发狂。然而此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这只是“乔荣事件”的开启，接下来，景延广的操作既愚蠢又猖狂。在实际的政治场中，没有哪一人、哪一派能获得百分之百的话语权，权势熏天也罢、只手遮天也罢，都只是占据了相对更多的话语权，反对派始终是存在的。保证物种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本原则。同理，保证派系的多样性，也是维持政治平衡的必要手段。例如，团队的统治者总会有意地保护反对派，使之势力微弱，但绝对不能让其灭绝，以便牵制权臣。比如唐昭宗、杨行密等政治高手，不仅会挽救濒危政治势力，还会刻意地培植几个爱钻牛角尖的书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将是政治斗争的急先锋、马前卒、炮灰，利用他们从权臣手中夺回权力。没有皇帝会真的杀尽朝中的奸臣、贪官，也不会杀光直言劝谏的忠臣、清官。一定要让朝堂之上形成旗帜鲜明的几个派别，挑唆着他们互相掐、互相斗，互相检举揭发，把彼此的把柄统统主动交给皇上。皇上把满朝文武玩弄于股掌。除非统治者脑残或者实在没有权力，比如唐僖宗。石重贵显然不是唐僖宗，景延广虽然有拥立之功，但石重贵依然睿智地留了后手，比如，桑维翰。桑维翰是“亲辽派”的灵魂人物，与景延广的路线水火不容，政治主张势不两立，而且在前朝就已经被排挤出了中央，外放到地方。然而石重贵上台不到一年，就把桑维翰召回到中央，重新任命为宰相，让他带领文官集团。很多学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忽略了这次人事调动，也就人为地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于是也就得出了不负责任且不准确的结论。主流观点一般认为石重贵很傻，对景延广言听计从，且在景延广的忽悠下，成为了坚定地“反辽派”，穷兵黩武，不顾实力上的差距而主动挑起与辽国的战争。这是错误的。首先，石重贵不傻，也没有被景延广架空。其次，石重贵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反辽派”姿态，但他并不想真与辽国开战，或者说战争意愿不是很强烈，斗争意志没那么坚定。比如，他把已经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的桑维翰，重新拉到核心决策层。再比如，他在战争爆发前、即战争初期，不止一次地向辽国示好、表示愿意和解。喊打的也是他，喊停的也是他，他是精神分裂吗？不，这才是他政治手腕的完美诠释。我们可以概括为：战略威慑。嘴上说“老子跟你拼了”，身体却很诚实。石重贵之所以这么做，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缓和国内矛盾，或者说转移矛盾。后晋缺钱缺粮，自然灾害、兵连祸结，人民积怨极深，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比如安重荣，就会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幌子，撕裂后晋。所以石重贵给自己打造一个爱国青年的人设，既能避免第二个安重荣的出现，又能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引导到契丹人的掠夺和欺压方面，继而对后晋政权心存怜悯，支持石重贵为人民谋幸福。二是给契丹施压，讨价还价。契丹如同吸血鬼一样，贪婪地攫取着中原的财富，使中原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所以石重贵要营造一种“官逼民反”的架势，向契丹传递一个信号：你们再不收敛，我们就要被迫起义了！石重贵对契丹内部事务并非一无所知，他也知道契丹国内存在着路线斗争。即以述律太后为首的“扶晋派”，和以耶律德光为首的“灭晋派”。简单说，耶律德光在契丹境内受到述律太后的掣肘，不仅如此，他还面临着与他哥哥相同的危险，因为述律太后的真实意图是让耶律李胡即位，而当初选择耶律德光，是因反对声音实在太大，迫不得已，才选出耶律德光做过渡。为了摆脱述律太后的控制，耶律德光必须南下入侵中原，占据幽云十六州，继而占据整个黄河以北，最终统一中原，这样，他就可以在中原地区当至高无上的皇帝。耶律德光的政治意图很容易理解了。述律太后的格局要稍微高一点。客观的说，她并不反对南下入侵中原，只是宜缓不宜急。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利益最大化才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首先，述律太后更加理智，她知道契丹不具备一口吃掉中原的实力。猥琐发育，别浪。其次，后晋政权，起码在石敬瑭时期，是非常理想的代理人。他源源不断地把大量资源输送给契丹，这比通过战争手段要划算，无本万利，稳赚不赔。打仗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纯粹的杀戮？不就是为了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嘛，现在后晋主动送过来，那为什么还要冒险发动战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