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时，虽有三镇连叛，后蜀、契丹、淮南亦摩拳擦掌，然而都只伤后汉皮毛，未及筋骨。后汉的致命伤是内伤。刘知远匆匆建立后汉，又匆匆去世，给儿子刘承佑留下了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同时也留给他一套初具人形的领导班子。之所以说是初具人形，是因为这套领导班子有如下几个特点：1，架构较为完整，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组织架构都有，但是称职与否就另当别论了；2，是后汉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无限忠于后汉朝廷，竭尽全力维护目前的权力体系和利益分配模式；3，组织内部成员几乎全是“速成班”，根基浅、底子薄，骨子里存在极强的自卑心理，而极度的自卑又导致了固执己见，行事风格较为偏激；4，一般来说，凡是同时具备上述三点问题的，必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内斗。前文有过交代，刘知远的托孤重臣之间，存在着比较深的矛盾，而且他们丝毫不加掩饰，因此不能称之为“勾心斗角”，对比一下唐末的政治斗争，即便是宦官田令孜，也懂得运用一些阴谋诡计，布局设套，跟学霸宰相们周旋博弈，虽然乌烟瘴气，但客观来说，还是值得玩味的。而发生在后汉朝廷的核心权力圈内的争斗，就已经有些侮辱“勾心斗角”这个词了，不加伪装、不要滤镜，双方坦诚相待，态度明确，就是“cnm我弄死你。”除此之外，托孤老臣与幼主刘承佑之间也存在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所有“开国皇二代”们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将相不和、君臣生隙，这才是导致后汉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后汉是建立在晋辽大战的废墟上，历史没有给它小火慢炖的时间，只能是大火爆炒。为了迅速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后汉给人留下了“汉法严酷”的观感。关于战乱对百姓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已经毋庸赘述，中原地区的自然灾害也并未减少，在刘承佑时期，黄河再一次决口，蝗灾、水灾、旱灾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另择新欢，它们依然对中原这块儿苦难的土地不离不弃。百姓们民不聊生，于是选择背井离乡，或是聚众为盗。群盗们打家劫舍，剽掠郡县，转战各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唐李璟，就趁机在边境一带招降纳叛，引诱后汉控制的淮北地区变民。刘知远为了抵御契丹，安抚归顺自己的藩镇，也不得不毁家纾难，给予将士们丰厚的赏赐，导致国库空虚，赤字严重，不得不变卖后宫财宝，连皇后的首饰都要变卖。镇压民变，抚平财政赤字，成为后汉政权亟需解决的内政难题。后汉的领导班子于是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比如，后汉出台了最为严苛的法律，规定：凡是参与偷窃、抢劫的，无论数额多少，一律判处死刑。宰相苏逢吉亲自起草该条法律，做了进一步的更正，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法律：盗贼本人及前后左右的邻居，包括“一保”之内的居民，全族处斩！偷个东西，不仅小偷本人被杀全家，他的邻居也要杀全家。这是借鉴参考了“保甲连坐”制度。在中国古代，关于“保”的定义略有不同。在唐末，四户为“邻”，五户为“保”。总之，只要有一个人犯法，官府的起步价是诛灭五户。草稿拟定后，招致了一片反对声。苏逢吉这才迫不得已，恨恨地将“全族”二字抹去，邻居就不用杀全家了，但家长还是要杀的。在这条法律的指导下，山东、河北等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平阴县屠村案”郓州刑警大队长张令柔破获了一个违法犯罪团伙，顺藤摸瓜，追查到了平阴县，然后无情屠杀了十七个村的数百名村民。“卫州冤案”在卫州，发现了盗匪，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抵抗，赶跑了盗匪，有十几个热心市民前往追赶，结果盗匪逃入山林，不见了踪迹，这时候，刺史叶仁鲁带兵赶到，一口咬定这十几人就是盗匪的同伙，不听辩解、不予调查，直接将他们的脚筋挑断，然后抛弃在这深山老林，十几人哀嚎惨叫，过了好几天之后才死。卫州冤案发生后，宰相苏逢吉不仅没有责备卫州刺史叶仁鲁，反而将叶仁鲁同志树立为优秀典型，公开点名褒扬，号召全国官吏向叶仁鲁同志学习。堂堂帝国宰相，一般人印象中文弱、宽厚、包容的迂腐书生，尚且严酷无情至此，何况是目不识丁、握手刀枪的武将！在“向叶仁鲁同志学习”的号召下，各级地方官本着“宁可错杀三千，绝不使一人漏网”的宗旨，制造了无法统计的冤假错案。苏逢吉虽为文官，但他嗜杀的性格很早之前就暴露了。刘知远未称帝时，每当过生日或偶有小疾，就会让苏逢吉“静狱”，类似于大赦天下，只不过是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之内，把官府积压的案件处理一下，能结案的必须当场结案，不能结案的也要从简从快从轻处理，把监狱里关押的犯人都释放，就当是放生祈福了。苏逢吉来到监狱，下令把所有犯人都杀了，不管所犯何罪，不管轻重，更不管是否冤枉。总之，杀个干干净净，物理净狱。苏逢吉是一个拥有“智多星”吴用皮肤的“黑旋风”李逵。但是他文采出众，思维敏捷，而且善于察言观色，很会迎合刘知远，故而深得刘知远信任。仰仗着刘知远的宠信和他心狠手辣的行事风格，河东官吏们无人敢冒犯他的威严，他的工作效率也因此出奇地高，于是更得刘知远信任。苏逢吉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贪婪、视财如命。在他当权的时候，公开受贿、卖官鬻爵，把后汉的官场搞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