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秦凤之战中的“黄花谷战役”,也成为冷兵器时期一次经典的山地反包围战的典型案例,被载入军事史。
这一战在后蜀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不仅仅是丢失四州土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蜀饶信心遭受沉重打击。全国最优秀的将领、最精锐的士兵,主场作战,竟然被后周的二流部队完虐!从此之后,后蜀患上了“恐周症”,再也不敢觊觎中原,这种恐惧一直影响到大宋灭蜀的时候,蜀军对大宋军队也是谈虎色变,望风披靡。
李延珪、伊审徵等纷纷上表待罪,孟昶好言宽慰,并向剑门关增派部队和粮饷,以防备后周的继续深入。
为了筹措军饷,孟昶不得不滥发货币,继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蜀地经济,百姓怨声载道。后周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把后蜀打玻
战后,后蜀文武百官纷纷要求追究李延珪的败军之责,就连皇太后也多次要求解除李延珪的兵权,孟昶实在顶不住压力,终于在两年后将李延珪解除军职。
柴荣撤兵后,大赦四州,遣还了俘虏,还给了俘虏路费、安家费,向后蜀示好。
通过前文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柴荣见好就收的原因是要用兵南唐,“蜀道难”的副本通关后,柴荣立刻开启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副本,打响了“三征淮南”。
在与南唐僵持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安抚后蜀,柴荣再次归还了893名“怀恩军”。“秦凤之战”中,数千蜀兵被俘,战后柴荣让他们自愿选择去留,愿意回蜀地的给路费安家费,愿意留在中原的改编为“怀恩军”,调到淮南前线。
孟昶同样将开战之初俘虏的周将胡立等八十人遣还,算作是对后周的友好回应。孟昶让胡立转交一封国书给柴荣。
书信的抬头是“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然后在信中跟柴荣攀老乡。孟昶生于河东太原府,祖籍是邢州,而柴荣祖籍也是邢州,因此孟昶跟他攀老乡。
前文我们提到过这封信,《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也有明确记载,柴荣“怒其抗礼”,因为孟昶自称“大蜀皇帝”,且与中原子平起平坐,故而不予回应。
实际上,这封信不仅在抬头上以“大蜀皇帝”抗礼,在内容上更是抗礼,简直就是歪曲事实、胡搅蛮缠,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浑水摸鱼、颠倒黑白,我们来看一下:
“……洎审晋君归北,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成都之境,秦、凤、阶、成诸川实为下国之边陲……”
这句话能忍吗?能认吗?
孟昶的意思是秦、凤、阶、成四州自古以来就是大蜀国的领土,是后蜀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才趁后晋灭亡而中原无主的时候,将故国领土收复。
在力争领土主权的同时,还婉转地指出了后周政权的法统不正,“晋君归北,中国且空”,您的所谓大周也不过是自封、自立,凭什么就要继承后晋的江山社稷呢?
前文已经强调过,作为中原政权正统的后周王朝,特别是立志统一下的柴荣大帝,根本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蜀、淮、幽、晋等皆为反动分裂势力,必须予以彻底剿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大蜀国”,普之下莫非王土,何来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后蜀领土一?
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然而淮南战场的情况也不允许后周在这个时候与后蜀再次展开大战,于是柴荣只能选择“不答”,不回复就等于不承认信中的内容。
纵观书信全文,抛开内容、不谈事实,孟昶的姿态还是相当卑微的,拍柴荣的马屁,拍郭威的马屁,也表达了希望两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当得到柴荣“不答”的态度后,孟昶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当即怒道:“朕郊祀地称子时,尔方鼠窃做贼,何得相薄耶?”
也正是孟昶的这句话,让有些学者真的把一切目光都聚焦在了“大蜀皇帝”四个字上,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主权问题。
其实孟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只有把热度引到“大蜀皇帝”、“何得相薄”上面,才能模糊秦凤阶成四州的主权问题,把领土争端问题暗度陈仓,好像柴荣默认了四州之地本就属于后蜀,而只是骄傲自大、不愿跟战败国平起平坐。
时至今日,不少历史爱好者都被孟昶带了节奏。他装糊涂,带节奏,而本书值钱的地方就是偏要扒他的底裤。
此次“已读不回”事件的半年后,“三征淮南”结束,南唐割让江北全境,奉大周正朔,后蜀再次受到了震动。很快,荆南高保融就给孟昶发了条私信,劝孟昶归附中原。孟昶告之“已读不回”事件。
紧接着,边境就传来消息,后周再次向边境集结,准备入蜀。与此同时,荆南高保融二次来信,苦口婆心,劝他不要以卵击石,赶紧向中原纳土归顺。
想起前几年的“秦凤之战”,以及近期的“三征淮南”,孟昶认为确实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议题,于是召集群臣商议。
宰相李昊开宗明义:“从之,则主上受辱;不从,则难逃大战。诸位有信心打败周师吗?”
这么问,没人敢“从之”。于是诸将争先恐后地表忠心,陛下圣明,江山险固,岂能望风而降?我们愿意以死报效君王!
孟昶大受感动,当场命李昊用强硬激烈的措辞回复高保融。我投降你个串串!瓜娃子,来成都陪老子耍耍嘛。
随后,孟昶以赵崇韬挂帅,孟贻业、赵思进、韩保贞为纵队司令,率领六万大军奔赴前线,守备各处卡口,准备跟后周一决高下。
后来的故事前文也已经提及,在后周尚未完成战争集结的时候,立功心切的李玉贪功冒进,擅自开团,导致大败。柴荣经过理性地分析研判后,果断放弃伐蜀,转而北伐,完成了“北定三关”的壮举。
后蜀化险为夷,长舒一口气。
又过了半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改国号为大宋。
在这一年得年底,宰相李昊上奏,大宋国力强大,有并吞宇内之雄心,我们最好恢复一下两国关系,向大宋称藩。
孟昶很不高兴,给出的答复是:“你一边儿凉快去吧”。
这一年的年关岁末,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件事是后蜀皇太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神人给她托梦,神人自称是在皇宫守护皇上的神龙,特来向她老人家请假,因为世界那么大,它想去看看。于是孟昶就依母亲的指点,在昭觉寺修建一座祠堂,房产证给到神龙。
卫圣神龙出居于外,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这是不祥之兆。
第二件事更有意思,它差点儿勾起人们遥远的回忆——“南诏入寇”。此时洱海一带的南诏政权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大理国”,其统治者名叫段思聪。段思聪打算军事入侵,其宰相高候极力反对,当初南诏在最鼎盛时期勾结吐蕃,联合对蜀地用兵,尚不能侵夺,旷日持久的战争反倒把自己拖垮,以致亡国,如今周主英明神武,雄心壮志,蜀地孟氏早晚必为其所吞并,我们应该修缮城池、秣马厉兵,静观其变,何必劳师远征,为自己招致祸端呢?别以为自己叫个“思聪”就能多nb,别撕葱不成、反被割韭菜。
段思聪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入侵计划。
关于大理国和段氏,后文还会提及,在此一笔带过。总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管是南诏还是大理,成都是他们梦魂萦绕的温柔富贵乡,做梦都想舔一口。
公元962年,随着大宋帝国的日益强盛,孟昶愈发惧怕宋兵入蜀,于是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储备,其中最饱受争议的举措就是颁行铁钱。
铸铁钱、锡钱、铅钱等等,都是古代常见的金融措施,可以简单理解为今的量化宽松,再通俗一点,就是增发货币,狂开印钞机。
蜀地缺铜而多铁,所以蜀地常用铁钱代替铜钱。除了蜀地,其他割据政权也有使用铁钱的例子,比如南楚。除了受限于客观矿产资源,军阀主观上也把铁钱、铅钱等作为割韭材手段,其中吃相最难堪的当属唐末的幽州刘仁恭,此君直接发邪泥钱”,明明可以抢,他还慷慨地赠送了泥土。
从古至今,货币政策都与政权的兴亡息息相关,坚持铜钱的未必不会出事,而合理运用铁钱的也会创造经济奇迹,比如马殷的南楚政权,就是通过以铸铁钱为基础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使得南楚繁荣富庶,一度成为中国商业中心。
孟昶在“秦凤之战”时就开始铸造铁钱,但当时仅仅是在边境地带试行,到了962年,则颁行全国。滥发货币的直接原因就是筹措军饷,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流通不便,铁钱的价值低于铜钱,要想买一匹绢,要背着上百斤的铁钱。正因铁钱流通不便,所以后来才在蜀地最先出现了纸币——交子。
其次是假币泛滥,铸铁钱的设备门槛和技术门槛远低于铸铜钱,于是造假钞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冒死犯法者前赴后继。
第三是扰乱正常生产经营,基于上述私铸的原因,官府不得不“禁铁器”,就像铜禁一样,但铁器在民间的使用场景更加广泛,如捕、锅碗瓢盆、农具等,官府为了防止私铸,就要严格管控民间的铁器使用,严重影响了百姓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第四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是上述原因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五,则更为致命,那就是容易遭受金融狙击。简单,就是境外势力“造假币”,然后套购本国、本地区商品,扰乱市场秩序,从而加速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财富缩水……
962年,孟昶向着深渊迈进邻一步。
深渊也在向着孟昶招手,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