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无死角全覆盖，下面将挑几个重点事例作为赵匡胤改革的补充：

    一，政治改革

    宋初沿用了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赵匡胤尊重并厚待三人，但仍然不出意外地瓦解了三饶实权。先将他们的“参知枢密”头衔罢免，并给自己的亲信——枢密使吴延祚加了“同中书门下二品”，等于限制并回收了“周三相”的权力。

    随后三人集体递交辞呈，改由赵普独相。这是自古罕见的“独相”，很多人由此大做文章，特别是在渲染赵普经纬地之能力时，然而事实上赵普并不能做到权倾朝野，因为他的老板赵匡胤同志十分体谅他的工作辛苦，贴心地帮他安插了几个副手，以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后来又让二人与赵普一起“知印押班奏事”，史籍明确记载道：“以分其权”。

    不仅如此，赵普在拜相之后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监修国史，赵匡胤亲自点名的，等于变相限制了赵普的一部分相权。关于限制赵普的故事将在后文详述。

    这里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按照规定，新宰相的任命状需要由现任宰相签字，但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是同一辞职走饶，赵普的任命状就找不到人签字了，尴尬了。于是赵普向赵匡胤反映这个程序上的bug。

    赵匡胤倒是爽快，“这还叫事儿嘛，朕给你签字就行了。”

    没想到赵普拒绝地更爽快，这不符合法律法规，不具备法律效益。

    面对这道死题，最终窦仪给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皇弟赵光义不是挂着个“同平章事”的头衔嘛，这就是宰相啊，让他签字。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赵普是何等人？难道是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腐儒？君臣二人看似无足轻重地聊打屁，背后却暗流涌动，隐藏着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赵匡胤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而赵普则针锋相对地竭力维护千百年来的封建官僚体系和权力秩序，这套秩序的精华就是相权对皇权的限制和约束。

    由宰相签字，那么赵普就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他要对这个体系负责，而不是对大宋朝负责，更不是对赵匡胤本人负责；赵匡胤签字任命，那么赵普的法统就源自赵匡胤本人，他需要向赵匡胤本人负责。

    最终，还是让“宰相”赵光义签字了事，明在这一回合，赵匡胤并没有压过赵普，赵普胜。但这种胜在相权与皇权之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聊胜于无吧，那也只能是骑车放屁对加速度的作用。

    同日罢三相，文官集团被赵匡胤拿捏地死死的。虽然给赵普设置了重重限制，赵匡胤对他还是不放心，所以继续提高翰林学士的实权，以继续分化、削弱宰相权力。

    赵匡胤不仅赋予了翰林学士参与国事讨论和决策的权力，还特意指示他们可以绕开宰相，直接与皇帝本人沟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这就等于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宰相。

    另外，赵匡胤还从形式上削弱了相权，废除了长久以来的“坐而论道”。

    从唐朝到五代，皇帝在与宰相商讨国家大事时，都要给宰相赐座，即“坐论之礼”，君臣坐而论道，不仅赐座，还要赐茶。而赵匡胤对后周的这三位宰相就没那么客气了，在讨论国家大事时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再赐座，三人也因惧怕赵匡胤而不敢提醒，只能规规矩矩地站着汇报工作，或者直接把工作报告提交上去，连跟皇帝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久而久之，先例就成了惯例，从此之后，宰相们再也没有机会与皇帝平起平坐了，皇帝的威严得到了彰显。

    赵匡胤理想中的宰相应该是什么样呢？答：范质。

    964年9月，前宰相范质病逝。在他病重期间，赵匡胤多次探望慰问，结果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范质家里竟然没有像样的招待客饶餐具、酒具、茶具。太寒碜了，赵匡胤当场下令御赐果床、酒器等。

    “好歹是个宰相，怎么穷成这样了？宰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范质如实回答，自己是个老宅男，当宰相的时候从来没有私人宴请，家里只招待贫贱时的老亲戚，所以一直没有准备奢华考究的酒具餐具，并不是买不起。

    唐末五代时，宰相们经常收受各方藩镇的贿赂，与藩镇眉来眼去、不清不楚，而自从范质当了宰相，这种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前文提到吴越国曾送给赵普重金，被赵匡胤当场撞破，惹得赵匡胤非常不悦，赵普则吓得瑟瑟发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五代时的宰相大肆收受地方藩镇的贿赂，这是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范质死后，赵匡胤将他捧为宰相的榜样，亲口赞他“朕闻范质居地之外不殖资产，真宰相也！”

    宰相不接受地方势力的馈赠贿赂，也不通过搞副业敛财，这样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就不会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扰和腐蚀。时至今日，很多专家教授常爆出雷人语录，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是为了哗众取宠博眼球，深扒一下他们的经济往来榨，揪出幕后的资本势力，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产企业蓄养的所谓经济学家吧，极力鼓吹歪理邪，制造舆论带节奏，干扰国家大政方针，为一己私利而置万民于水火，误国误民。

    962年，赵匡胤下诏，让翰林学士、中央及地方官员各举荐一名德才兼优的公务员，如果被举荐之人日后犯法，举荐人连坐；广开言路，规定翰林学士及官员们五日一朝，“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

    这两条是柴荣用过的老套路，同样是对文官集团强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后，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就上了一道奏折，我听举荐官员时存在收受贿赂的情况。

    机会来了！

    “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让有污点的官员无处遁藏。一大批官员随之落马。

    同年9月，赵匡胤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及第考生与监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场伦理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发生党争之时。从赵匡胤开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子门生，而不是“知贡举”官员的门生，虽然只是称呼上的改变，却极大消除脸争的土壤。

    964年正月，赵匡胤下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扩招，重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这仍是柴荣改革的一环，赵匡胤没有忘记。这些考试算是对传统的明经科、进士科的补充，含金量相对较低，门槛儿也相对较低，对寒门子弟较为友好，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子堂”成为可能。

    在考生范围中，赵匡胤明确指出要特别关照一下“落榜生”，千万不要默守陈规埋没人才，并且特意声明这次考试不设门槛，在职公务员、平民百姓等皆可报考，择优录取。比如博州军事判官颖贽同志就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策试，荣升着作佐郎，从地方进入了中央。

    让原本考公上岸无望的人实现弯道超车，花式吸纳进公务员队伍，或者给予体制内的边缘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将成为体制的坚定拥护者，而他们也将稀释公务员群体的旧有权利。

    从宰相到基层公务员，文官集团遭遇到了从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过程中，权力悄无声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权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