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打败文饶只有文人，卢世荣受令从大都押运粮秣到沧州交割，途中见到十室九空，土地撂荒，状况恶劣，再想到在大都、山西那边由于括粟以致于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战争打得太糟糕了！
    所以在他抵达了沧州后，就目前的状况，写下这份弹章，弹劾刘秉忠。
    沧州是皇帝忽必烈驻跸之地，他没有住进城中，而是在城东平原处建立大营，设下金帐安居。
    接到了这份奏折，忽必烈没有驳回，而是“遍示诸卿”来寻求意见。
    换作以前，他会直接打发了卢世荣，因为“稳守反击”策略是他钦定的，他不能不认，只是刘秉忠引个头而已，此策略计划是让汉军防守城池，消耗明军进攻态势，再蒙汉联军转入战略反攻。
    打了将近一年，忽必烈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战争的结果是汉军逾弱，明军逾强，已方丢兵损将，地方失守，带累着出动蒙军的次数逾多，损失日增。
    本来这些情况是有所预料的，换言之是可以忍受的。
    让忽必烈破防的是他接到情报，一线明军借春节双方暂歇停战之机正在交换新旧兵员，老兵退役回乡，新兵接防，数量达致军队总人数二至三成人数，这让忽必烈震惊不已。
    打到现在，明军余力十足，已军却已精疲力尽！
    据忽必烈所知，明军实施二种军人服役制度，一是职业军人，遂邪升不上，就退役”的原则，二是义务兵制，一般服役三年后即退役。
    这么个做法，表明了明军后备兵源充沛，不象蒙古军和蒙古汉军，对于他们来替换兵员？简直不可能的事！
    蒙古人少，全民皆兵，在草原后方还有些老弱病残放牧之外，目前能打的都来了。
    蒙古汉军养兵不易，军人战死者多，每一个老兵都弥足珍贵，放他们退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无论是蒙军还是汉军，他们会战斗至死方休，或者蒙古彻底胜利，马放南山兵器归库后才能退役，因此军人年龄偏大，不象明军士兵一水的年轻人。
    明军是在战争紧急阶段，居然还敢交换二至三成的兵员！
    对于明军是到做到，同时也表明了其民间兵源充足，不怕交换。
    这还得了！
    打下去的结果，蒙汉联军老兵死得越来越多，明军反倒是老兵越打越多，一旦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洪水溃堤之势，蒙古必败，就是神也挽救不得他们的命运。
    忽必烈把卢世荣的奏折交于诸卿观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除了寥寥无几数人对刘秉忠表示支持之外，大部分的臣子都赞成卢世荣的策略。
    蒙古贵酋们对于“稳守反击”策略向来是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我蒙古以骑射称雄下，守城？那是懦弱汉饶作法！
    我蒙古游牧战术甲下，什么时候听过守城的蒙古军能够取胜的？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攻不动，那就退回草原去休养生息。
    一线的汉人世侯投入了自己全部力量去与明军拼，为了顶住明军攻势，他们派出自己的亲属和同乡作战，死伤者众，让他们心在滴血，觉得万万不能打下去了。
    他们拼不过还被骂，早就苦不堪言，卢世荣此折一上，他们莫不交口称赞，认为使用塔察尔都元帅的战术方为上策。
    当中最受蒙人信任的史泽上书忽必烈，认为我朝的机动优势非常大，只要死死抓住这个优势，就相当于拥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
    他分析认为当中原王朝强势的时候，游牧民族惹不起也可以选择远遁。反观中原王朝是定居国家，无论如何就在那里。
    另外中原王朝存在一个明显弊端，虽然在太平年代能保证庞大帝国的整体运转，但这种着重于削弱地方自主权力将权力集中于朝廷的模式，注定一旦朝廷崩溃，地方往往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和自保能力。原本在各地的驻军也会意志涣散。
    把一群平日里各自种各自地的农民训练成懂得协同作战、组织度高的战士，必然需要假以时日。而相比之下，游牧民族自在马背上长大，以骑射杀戮作为生活一部分，能马上形成战斗力，面对无组织的农民或者临时武装起来的乡兵时能轻松碾压，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一旦中原王朝陷入内乱衰败，游牧民族趁火打劫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撕下一大块肉。为自己打下巨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无论从动机还是可行性上讲，都值得一搏。
    反观游牧民族即便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陷入衰落，甚至四分五裂，但受制于古代落后的交通经济条件，中原王朝无力有效统治广阔但贫瘠的草原，草原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原王朝编户齐民的统治模式无法在草原建立，草原的土壤也不适合耕种。想要巩固胜利成果或者对草原实施直接统治，势必要在当地维持一支庞大的驻军。这对于帝国的精力和财力无疑都是极大的消耗。
    故而中原王朝击败草原势力后便会放弃直接统治草原，转而采取羁縻统治，汉朝如是，唐朝如是！
    这是最符合现实利益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如此游牧民族便可以在草原上春风吹又生。它们只需蛰伏待机，在时机成熟时露出獠牙即可。
    现时南军在孟神通的统率下，极一时之雄，军队战斗力之强，与汉之冠军侯（霍去病)、唐之李靖、李绩、苏定方等名将不遑多让，因此，对战孟神通，宜避之！
    仗打到现在，史泽直言不讳，也不怕引人侧目。
    他粗通文墨，自然写不出这么有力量的文章，实际上是他的谋士李正臣捉刀而作。
    原来史泽知人善任，求贤若渴。他随蒙军攻打金朝卫州时，问卫州名士蒲察辅之：“金朝有才干的人，你认识谁？”蒲察辅之举荐近侍局副使李正臣。等到攻破归德后，史泽见数人被缚，便问其中一位是谁，那人是李正臣。
    史泽不仅免除其罪，而且派人护送他到真定。让李正臣做参谋，把真定路所有公事都全权交付给他。
    知人善任，李正臣把真定地方公事理得头头是道，现为军前参议参赞军机，出手写了这份洋洋洒洒的奏折来引起忽必烈的重视。
    他叹了口气，放下这份奏折，拿起刘秉忠的自辩奏折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