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自绝以后，礼部尚书的缺儿便出来了。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左都御史戴珊连上三封奏疏请辞，他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先前刘大夏的事使他有些心灰意冷，所以是有些去意已决了。

    戴珊这个人，确实也是弘治十八年去世的。因为他是重臣，所以皇帝、太子都曾经让太医院给他瞧过。毕竟已经六十八了，身体的确是有些病症，而且和已故首揆徐溥比较像，就是眼睛不好，几乎已经目不能视。

    朱厚照不是医学专业，不过他看着是有些像白内障。

    这样的话，六部九卿，其缺有二。

    此外，浙江那边一刀又一刀的，其实也会有很多官位空缺。旁得不提，布政使、按察使，这可也都是省级干部。

    此外，在东宫介入朝政之后，知府这个职位和之前不同了。此次浙江的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杭州、台州共六府知府全都被抓了起来。这也是缺，而且是知府。

    要知道曾经的詹事府左中允杨廷和任青州知府后，现在已经接任王华成为山东布政使了，下一步就是要进京。

    所以朝局其实到了要半换血的时候。

    更有甚者，好些人看出来，东宫与刘大夏已有嫌隙，如果不是因为弘治皇帝一直偏爱刘大夏，他早就该致仕了。

    所以朱厚照近来其实也在琢磨朝局的安排，并且时时召王鏊入宫相商。王鏊不想成为像刘大夏那样皇帝的专宠之臣，所以一般都会奏请带上其他人。

    譬如说户部尚书韩文、工部尚书曾鉴，刑部尚书这个时候也不是谢迁兼了，而是一个叫闵圭的老臣，他是弘治十三年就接任刑部尚书的。

    闵珪与李东阳是同科进士，当过两广总督、江西巡抚和左都御史这种要职，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他抓过土匪，破过山寨，但真的等他当刑部尚书其实是执法是较为平恕的。

    而且性格执拗，有时候弘治都有些怕他，还私下里对人说过：朕知闵圭老成，人才难得，唯兹事过拗。

    其实太子是有些严厉的，按道理他不该和太子相处得来。但是弘治十二年东宫明旨：锦衣卫不得允许，禁止私用酷刑。现在朝中的人都知道，当时听闻这道旨意的时候，闵圭嚎啕大哭，随后自己到宫门前行臣子跪拜之礼。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残忍，所以他才慈悲，因而他一直对东宫这道旨意推崇备至。其实这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人对诏狱实在是害怕、厌恶那是言语都难以描述的。

    除开这两位尚书，像户部侍郎顾左、从太仆寺卿升任兵部侍郎的梁储也都经常在东宫出现。

    从弘治十年到弘治十七年，朱厚照身边其实也聚集了不少大臣，这些是老一辈。

    年轻一辈还有外放任职的费宏、在詹事府任右谕德的靳贵等等。

    当然，最为朱厚照期待的，是因王鏊讲学围聚在一起的大量五品、六品的官员。虽说免不了有人投机所以混入其中。但他混混小官还行，混到大官还混就不容易了，即便真的混成了，那也是人才。

    这种格局下，东宫在朝堂中的政治力量其实一点不弱，甚至很强，因为内阁基本也是支持他的。

    说到底，朱厚照处理政事并不违背儒家太多，只不过有时候严厉了一些，但赈济灾民、治理河道、轻徭薄赋、整顿马政，哪一个也不是昏君所为。

    只不过因为严厉，所以在这几年不断的处置了一些官员，他们不得志、朱厚照又不完全契合儒家观念里的圣君形象，因而不满的情绪也是有的。

    但说一句东宫就是大半个朝堂，倒也不为过。而现在这个礼部尚书之职就看太子愿不愿意拿下来了。

    王鏊其实也给出了建议：分别是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林瀚当过礼部右侍郎，比较合适。章懋呢，他是真清官。

    现在朱厚照聪明了，他让毛语文建立一个专门的文官档桉司，就是摸摸那些上疏的人背后有没有什么利益纠缠。好在大明的文官也不都是表面仁义道德的，这个章懋就真的清贫，档桉记载叫：俸禄仅赡朝夕，未曾置买田产，衣食无资。

    据说他的家人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要吃麦屑充饥，如果宴请客人，就要尽量捡清明或者冬至，因为这种节日会有祭祀所剩的贡品。

    王鏊知道，太子不是真的执着于打击大臣，他是讨厌那种伪君子。如果你真是君子，那是没事的。在明朝这种吏治环境下，能贪而不贪，这可不容易。

    所以章懋虽说只是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校长，也有点今日教育部长的职能），但王鏊还是推荐了。

    今日这些人聚于东宫，其实是有点廷推的意思。朱厚照也不会不给他们机会说话，所以王鏊说完，他便问道：“各位先生，你们觉得呢？”

    “微臣以为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可任礼部尚书。”韩文先是说话。

    毕竟林瀚的履历大家是知道的。

    “臣附议。”梁储和顾左都没意见。

    朱厚照站了起来，“浙江那边来了消息。光禄寺卿钱士与浙江的犯官有染，他们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京师，倒是打得好配合。都是识字读书的人，本宫有时候都不理解，他们写那样自己都不信的奏疏，怎么敢送到君前？”

    “前些日子，本宫翻《宪宗实录》，其中提到，成化二年，宪宗皇帝欲于元宵节时大张灯彩烟火，与民同乐，共享盛世。章懋听说后，急忙上疏劝谏，言四川、江西、湖广都遇到旱灾，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张口待哺，皇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天下太平？像是这样的奏疏许多人也上过，可一转身自己却是贪官污吏。这就是钱士、徐若钦等人与章懋的差距。”

    “现如今，朝廷中也有人说东宫太子智足以拒谏。却不想着本宫拒的是什么谏。如果是章懋这般，劝本宫节省用度、心忧百姓的，本宫又怎么会拒？”

    听太子的意思，这是要用章懋了。

    “史书中也有如唐玄宗一般，登位之初励精图治，到了晚年便怠慢朝政、宠信奸臣的。各位先生，如果本宫将来有一天作风奢靡，忘记了天下百姓，你们也要像章懋这样提醒我啊。”

    王鏊等官员听太子这话自然感叹称颂。

    现在有些大臣说太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也属清流的大臣一个个信服于太子？说到底，接触的多了就知道，太子从来就没有什么享乐奢靡、放纵厂卫的毛病。

    别看现在锦衣卫比原来存在感强，可太子不让他们为非作歹，他们谁又敢？实际上反而被太子管起来了。

    当然护短就是另一回事了。

    “殿下，今年章懋的发妻去世，他一直在请辞，因而怕是会不接受朝廷的委任。”户部左侍郎顾左上奏道。

    朱厚照眨了眨眼睛，“不接受可以去请，既然是真的清官，朝廷展现求取贤才的姿态也是应当的。丰熙，你写个条子，调章懋任左副都御史，林瀚任礼部尚书，随后让刘瑾递到内阁。”

    左副都御史，不是左都御史？

    接着，太子揭晓谜底，“至于左都御史，戴总宪致仕后，就让原副都御史张敷华接任吧。”

    张敷华这个人能力也是不错的。

    所以最后太子没有完全按照王鏊的建议来，还是略作改动。

    但各位大臣都没什么意见，他们其实已经习惯了，执礼并称：“殿下英明！”

    这并不是针对王鏊，基本上每一位大臣的建议，或者奏疏，即便是亲信，朱厚照都会略加改动。除非真的是非常合适。

    这和太子与大臣的关系如何无关。

    这是权力运作的其中一张面孔。

    就是告诉所有人，朝中大小事情你们可以提建议，但是最后以我说的为准。再微小的改动也是改动，改了，就给我照此执行。

    否则，皇帝如果总是听一个宠臣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样会有问题。也许这个宠臣真的很厉害、也很公正。但是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旁人就会觉得：咦？他说话就管用，皇帝就喜欢听他的，那我找他不就可以了？

    权柄操之于上。这句话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不过这条子送到内阁，李东阳却咂摸出别的味道来。

    “……章懋这个人老夫是知道的，成化年间就有‘翰林四谏’的称号，他总是以便民为法，以利民为论，堪称两袖清风，但是又性格刚毅、不知变通，殿下怎么会骤而启用他？”

    太子的政治才能，他们是不会轻视的。如果你不理解他的政治行为，那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太子的问题。

    “皇上昨日与我们谈话，怕是也听闻了朝中大臣有些非议，一是浙江桉的处置万分严厉，二是太子退回奏疏、谏言不纳，皇上有此考虑，殿下是不是也会考虑这一节？”谢迁试着分析道。

    “你的意思是……东宫软化了态度？”李东阳有些不问，直接反问。

    至弘治十年到今天，他们还没见过这样呢。

    刘阁老抚着这个条子，眉宇之中似有某种明悟，看来，又是要占大义而诛乱臣了……

    “宾之，于乔，近来内阁要多多约束群臣。入宫奏对，下值回家，都要严守礼法、纪法。既然是朝廷命官，就要要有命官的样子。”

    太子当政，与当今圣上是很不一样的，原先大家还指望皇帝居中调和调和，但昨日一番奏对，刘健很明白皇帝的意思。

    皇上是因为太子聪明，善于治国才放权的，想想也是，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仅仅考虑父子亲情，就放任他胡乱逮捕、处决那么多大臣。

    说起来，皇帝最近清闲了起来之后，就开始琢磨别的事，人闲是非多嘛。

    其实先前弘治皇帝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时就已经在想了，他害怕自己时日无多，作为父亲其实会想要看着自己的儿子成婚、成人。身体恢复一些，又有力气了，就去和张皇后相商。

    “照儿处理朝政，其实辛苦的很，要不要找个人照顾照顾他？”

    《明会典》记载：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

    祖制是到十五岁，但特殊情况下也都会推迟或者提前，最着名的就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因为万历皇帝不喜欢他，导致他的婚期严重滞后，到二十岁才大婚；弘治皇帝本人也是推迟到十七岁，这与宪宗想更换太子有关，所以也是弘治心中一痛了，现在他可不想让儿子再来一次。

    此外，皇室婚礼程序非常复杂，从准备到结束，时间跨度通常要在一年以上，毕竟又不是给家里宠物猫配种，哪能随随便便。

    所以皇帝的考虑虽说早了点，但闲出这种结果倒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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