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延福宫。
    朱国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贵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问道：“刑统是什么东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么宋代只有一个《宋刑统》？”
    朱铭躺在摇椅上喝茶，解释说：“刑统就是刑事法规汇编兼解释。因为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赵匡胤制定法律非常着急，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宋刑统》的编撰者来自后周，刚刚编完一部《大周刑统》，所以《宋刑统》也大部分是抄来的。对于编撰者来说，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国祥大致听懂了：“就是说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体没变，但具体断案量刑和法律解释给改了些？”
    “也可以这么说。”朱铭点头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么样？”朱国祥问。
    朱铭简单回答：“《大明律》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间更大，而且对官员的约束不够。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国理念决定的。”
    “这个可以，程序正义很重要。”朱国祥点头说。
    朱铭说道：“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步子该跨多大，步子跨大了会不会过于超前。比如八议制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该保留多少？”
    “什么是八议制度？”朱国祥对古代法律一窍不通。
    朱铭解释说：“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个还真不好决定。”朱国祥嘀咕道。
    父子俩还保留着现代思维，但同时又融入古代社会，这就在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上产生割裂感。
    仔细考虑之后，朱国祥说道：“八议制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进行严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也就是说，皇子杀人也得偿命？”朱铭问道。
    “不错，”朱国祥说道，“就算要特赦，也只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议时无权免死！”
    父子俩开始进行详细讨论，最终把魏晋以来就有的八议制度，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首先是皇亲国戚，只有皇帝五服内的血亲才行。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后的亲属，从八议之中取消！
    议故（皇家故旧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议贤（德高望重的贤人），取消！
    议宾（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议勤（对国家有苦功者），取消！
    议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国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权贵（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东西必须保留下来——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官员犯罪还有更细化的规定，哪级部门能判决哪品官，必须进行严格规定。皇亲国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员犯罪条例当中。）
    八议变三议，已具有历史性的跨越式进步！
    事实上，朱国祥和朱铭取消太后、皇后的亲属犯罪议奏，看似让法律变得更公正了，但实行起来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员可以上奏，交给皇帝和重臣来处理。今后判案官员有决定权，不需要再上报，反而会被吓得不敢判，甚至是帮着涉案者脱罪。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这个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还会修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调整。
    只有父子俩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会使用补充条例填补漏洞。
    历朝历代都是那样，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续皇帝搞各种补充条例，没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变的。
    敲定了这个，朱铭又说：“还有就是赎罪，这个也是不断收缩的。宋代就比唐代更严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严格，我认为还要进行法律收缩。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
    朱国祥说：“赎罪条例可以取消。”
    朱铭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小罪罚款。”朱国祥点头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赎金，”朱铭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罚款赎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须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钱免罚！”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
    因为历朝历代的罚铜赎罪条例，对于权贵和富人来说太宽仁了。
    当初朱铭触怒宋徽宗，被下狱也一点不怕，就是仗着有赎罪条款。他没犯十恶之罪，又拥有官身，宋徽宗定再重的罪，朱铭都可以交罚款免死、免流放。 朱铭又说：“需要我们亲自制定的，还有对于官吏的法律。特别是对官员身份的定义，官员究竟算不算民？适不适用于对民的刑法约束？”
    “是民！”朱国祥点头。
    官员在触犯刑法时，究竟要不要跟庶民同罪？
    现代人当然觉得应该同罪，但古代社会却不一定。
    朱元璋是通过杀自己的驸马，才定下了“官民同罪”的先例。
    朱铭说道：“我们制定的《大明律》，应该给出明确定义，即官员在触犯法律时，官员跟百姓属于一样的犯罪主体。”
    “理当如此。”朱国祥严肃道。
    父子俩足足讨论了两天，把开创性的东西给讲清楚，然后由朱铭写下总纲。
    《总纲》更像一篇简略宪法，阐述大明法统与国家属性，论述皇帝—官—民的关系，以及定下“民为邦本”的基调，再论述编订《大明律》的意义所在。
    朱铭叫来内阁成员和刑部尚书，把《总纲》给他们看了，又阐述那些开创性的东西。
    众人沉默，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其实朱国祥在治理四川时，已经展示出很多东西，张根等人是有感受到的。
    但写成法律条文，他们就有些受到冲击了。
    在大明新朝的法律之下，文官没犯十恶之罪，居然也会被判死刑，甚至连流放都不能交罚款抵罪。
    这也太严酷了，官不聊生啊！
    刑部尚书柳瑊忍不住说：“太子殿下，此律一旦颁布，臣身为刑部尚书，恐怕会被千夫所指。”
    朱铭笑道：“我翻看过《宋刑统》，也查阅了宋初的条例。宋朝初年，官员所犯罪行当中，对待贪赃枉法是最严厉的。仅仅过了几十年，贪赃枉法就变得稀松平常，甚至连皇帝都懒得去处罚贪官。不是大明的法律太严酷，而是宋朝对官员过于宽仁，甚至已经到了放任的地步。”
    既然太子已经定下基调，那众臣也不能再说什么。
    翟汝文看完纲目之后赞道：“如此提纲挈领，条理极为分明，可为万世善法也。”
    对于古代而言，专门制定分类法律不现实，也没有那个必要。
    因此，朱铭借鉴了朱元璋的《大明律》形式，以六部之名来对法律进行分类。
    吏律，即官吏条款，对贪污、渎职、舞弊、徇私等行为制定法律。选官，升降，赏罚，这些规矩也在其中。
    户律，主要是民法内容，包括纳税、婚姻、纠纷、财产、商业、出版等等。
    礼律，婚丧嫁娶规矩，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是科举等等。
    兵律，其实就是军事相关法律，更细化的军法不包含在内。
    刑律，即刑法。
    工律，官方工程相关规则。
    这种法律分类方式，令眼前的大臣们颇为佩服，只看纲目就具有清晰的条理性。
    朱铭说道：“《大明律》的编修，陛下为总裁，我为副总裁，阁臣皆为编撰。具体交给刑部负责，但需要各部一起出力。每月呈交稿件一次，先由我审核，再交给陛下复审。争取八个月时间编完，试行三年再进行修订，到时候查漏补缺。”
    “是！”众臣拱手。
    这部法律书籍，朱铭极为慎重，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数百年，即便改朝换代也依旧具有持续影响力。
    民为邦本，官民同罪，这八个字明文写在书中。
    不管实际能否做到，但至少要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有人违反，或许他会逍遥法外，但大家都该知道那是不对的。
    对与不对，这个很重要！
    把更详细的法律内容，交给专业人士去制定，朱铭终于有空接见高丽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