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保佑：我建立了千年世家封邦建国，王道之始第三十一章：人无再少年！梁国当然不止洛显之一个能人，谢安等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萧衍这件事不妥，不仅仅是对集权没好处，大多数的士族也不喜欢在自己的头上再多一个主君。
后汉开始的王基本上是不能主管封地内政务的，他们只是吃王国中的食邑。
掌握王国内政务的是国相，这是一个和郡守同级别的官员，这些国相不仅仅负责王国的政务，还要负责监管王。
但历史就是一个轮回。
后汉崩毁后，从曹魏开始，一直到曹魏发生宗亲弑君之事前，各国又开始重用宗亲。
这些分到各地的宗王所建立的王国和王国中的士人就不仅仅是之前那些疏远的关系了。
大多数的士人都有曾经在王府中任职的经历，然后被举荐到中央，这些士人和王之间，都有了一层君臣的关系。
这种君臣的关系自然是不如和皇帝之间的，但比当初后汉时的征辟制度却要更进一步。
这是一种比后汉二元君主还要强的二元君主。
因为征辟的主人，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上的君，即便他被人称作府君或者君侯。
而王。
这是真正建国的角色。
王国，即便大量的权力被剥夺，但这依旧是无可争议的君。
一旦宗王被封到地方，那就代表着在士族的头上除了有皇帝之外，还有另外一個君主。
分封制度是双刃剑。
这个制度能够低成本的保证地方依旧在统治秩序中，而且对地方势力的压制是相当管用的，能够保证皇族的统治。
在这个信息传递不够快捷的时代，从中央发出的命令和直接在地方就发出的命令，那反应速度自然是不一样的。
当初秦国统一天下后，如果在广袤的关东地区，重新建立分封，就算是洛氏和项羽想要掀翻秦朝，那恐怕也不太容易。
士族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头上有一个皇族。
他们的理由也很是充足，皇帝你让皇族的王在地方，你就不担心有什么危险？
我们这些士族虽然在关键时刻也会卖掉你，在世道大乱的时候也会割据，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会反对朝廷的，我们的忠诚在朝政正常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保证的，这些王到了地方可就不一样了。
这些理由萧衍见到之后，就当作没看见。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在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的时候，几乎天不怕地不怕，只想创造那些古人所达不到的丰功伟业，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却瞻前顾后，贪生怕死，只想着能够多活几年。
年轻的时候有冲劲，几乎对一切新的事务都有极强的接受能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且心中基本上都有热血，但是年老之后，却会自动的转变为保守派，几乎所有不能理解的东西，都会打上一个离经叛道的标签，然后将之排斥。
在亲情方面也是，人越老就越是重视家庭中的和谐，越喜欢那些小的孩子，他们会变得不够理智，而这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是一件非常差的事情。
正如洛显之所说的，如果萧衍真的亏欠其他儿子，他可以给那些儿子荣华富贵，但却不应该给他们权力。
给了权力就是递给了他们刀子，那最后的结果就不由萧衍能够控制了。
最离谱的是，萧衍的儿子们手中本来是没有刀子的，本来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萧衍却主动的将这种矛盾激化了。
这可谓是萧衍这几十年来，所做的最昏庸的一件事，他真的老了。
果然一个皇帝在最合适的时候死去，才是最好的，以免他做出一些祸国殃民，导致全天下人都要因为他的错误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终这件事在洛显之没有强行劝谏的情况下，还是让萧衍做成了一个个宗王离开了建业，萧衍望着那些离开的儿子，在宫中也不禁露出笑容。
到了他这个年纪，眼见着统一天下遥遥无期，最希望见到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子孙能够和谐，然后就是佛祖能够赐予自己长生，其余的事情，也就都不重要了。
打了这么多年仗，基本上都没有停下来过，该是让他享受享受的时候了。
……
在南梁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瞒得住其他国家，王猛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狂喜道：“南梁这是取乱之道啊，虽然不知道姑苏郡公洛显之为什么没有阻止，但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我大燕的好机会乘着梁国内部有分歧的时候，立刻挥军东进，只要能够控制住吕梁山，我关中就有了天然的屏障，那才是真正的四塞之地。”
关中的地形一向是非常优越的，被群山环绕，只要守住几个关隘就能够高枕无忧，但关中东部的屏障，很多人都认为是黄河但其实不是。
黄河在天险上，从来都不能够和长江相提并论，长江比黄河的水流更加湍急，而且水面也要宽的多。
将河东和关中分割开来的黄河，一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结冰，从河东是能够直接冲到关中的，在遥远的邦周时期，之所以黄河不太好渡过，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是那个时候造船的技术比较差，所以渡河的船只在黄河上是容易发生倾覆，小股部队还行，但大军自然是不能冒这个风险。
第二则是那个时候的黄河水流比现在大得多，那个时候的气候非常温暖，中原地区甚至还有大象这种生物，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黄河是不容易结冰的。
但随着气候渐渐变冷，黄河的水流也渐渐变小，不仅仅让函谷关渐渐荒废，毕竟有河床已经暴露了出来，就连渡过黄河的难度也小了很多。
关中真正的屏障是吕梁山。
并州一向被称作表里山河，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夹着四五块盆地，天然的割据之地，易守难攻到了极点。
但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掌握着那几块盆地的国家，没有掌握吕梁山和太行山，那结果恐怕就只能学习当初的赵国，把都城从晋阳迁徙到邯郸了。
如果掌握关中的国家拥有河东，再掌握吕梁，那岂不是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包在由山所围成的地形中？
这才是王猛眼中西燕最完美的国势，如果拥有了这样的国势，无论是东进和朝廷争锋，还是和梁国争锋，他都有很大的把握。
夺取河东难吗？
对于梁国来说当然很难，毕竟这块土地从来都不曾属于过梁国，但对于慕容垂来说，却不算是特别难。
在之前，这片土地是属于魏国的，而慕容垂虽然是燕国的皇室，却几乎继承了整个魏国的地盘，以及魏国的士族等，其次现在统治河东的基本上都是燕国的高层，其中有不少都是皇帝的人，但这些人若是说多死忠，那的确是称不上，慕容垂的身份对于夺取皇位，实在是太过于便利了。
他在燕国中的威望，的确是威胁到了皇帝的存在，而事实证明，他真的有改朝换代的能力，慕容垂率领着关中的军队，其中有不少关中的士族等随军，大军耀武扬威的冲过了黄河，然后河东就有城池直接投降了。
那些忠诚于皇帝而抵抗的，面对慕容垂也不过是送死罢了，如果天下之间，能够在战场上正面击败慕容垂的人，根本就没有，就算是慕容恪复活，单纯打仗也比不过慕容垂。
慕容垂在河东仅仅不足三个月就收下了整座河东，在这个时候，燕国朝廷从青州撤回来的大军，终于姗姗来迟。
燕国皇帝残暴吗？
在那些被杀的人眼中自然是残暴的，很多人都感觉完全是遭遇了无妄之灾，但实际上燕国皇帝的行动并没有波及太广。
他是正统的皇帝，自然是有死忠的，即便是在半个河东都投降的情况下，依旧有人愿意为了他而效死，这就足以看出来了。
燕国皇帝的这个举动，真正毁灭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燕国在他活着的时候，统一天下的可能。
一个分裂的燕国，自然是不可能统一天下的。
燕国朝廷从青州撤军，丢掉了当初灭亡汉国一半的好处，目的则是打一场内战。
这本来是一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战争，但真正打起来，却像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原因则很是简单，因为双方之间的利益集团，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统治集团完全不同！
慕容垂率领了那么一点人进入关中，最终取得了现在的地位，他所能做的是什么呢？
难道是让关中接受他从燕国所带来的东西吗？
当然不是！
他是弱势的那一方，他所能够做的只有接受关中的文化和政策，以及为关中人的利益而战！
即便他是一个河北人，即便他是出身河北的皇族，但无论他曾经的身份是什么，当他成为了关中人的领袖，这就是他的使命。
除非有朝一日，比如现在，他能够击败朝廷的大军，回到蓟城，那他将会成为整个燕国的皇帝，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有代表河北人的资格。
这不仅仅是慕容垂和皇帝之间的战争，还是关中和河北之间的战争，只不过现在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这种意识，大多数人还抱着跟随慕容垂成为开国功臣的想法，并没有从最深层次的考虑，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实在是过于的有迷惑性。
不仅仅是关中人没有反应过来，就连河北人也没有反应过来，皇帝的举动很不对劲，他们对慕容垂的反应也不对，这更像是一场皇族内部的争权夺利。
现在的天下只有洛显之能够看透这一点，因为在史书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争斗，先祖已经记录了下来并且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慕容垂在未知中挥军东进，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彻底的击溃朝廷的大军，他要回到蓟城，将那个皇帝废黜，然后把他流放到辽东最深最远的丛林中。
至于杀掉皇帝，那就没必要了。
毕竟是慕容氏的皇帝，真的杀了对他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和杀死曹承嗣是完全不同的。
杀死一个外国搞得天怒人怨的君主，能够为他增添极大的威望，而杀死本国的君主，则只会削弱本国皇帝的尊贵，这对于未来将要成为皇帝的慕容垂，是不能接受的。
关中军队和朝廷军队相遇后，都按兵不动，朝廷军队面对慕容垂是有几分畏惧的，慕容垂则是单纯的谨慎，毕竟朝廷军队比他看起来更强。
朝廷拥有完整的冀州、幽州、并州以及半个草原，还能够从辽东拉那些生胡人出来打仗，战斗力绝对不能小觑。
仅仅一个幽州和冀州就能够让整个关中都严阵以待，号称天下九州之首，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慕容垂亲自统帅大军，和朝廷的军队在山川之间周旋，寻找着机会，而燕国皇帝自然不会亲自出动，他在蓟城中，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大军在外的时候，岂不是内部正虚弱的时候？
皇帝杀掉的士族，大多数正是冀州的士族，毕竟燕国士族最强的地域，也就是冀州了。
就在前线正在对峙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燕国中同时爆发了三处叛乱！
这三处叛乱的来源还完全不同，冀州士族自然不用多说，除此之外，还有军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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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同一个时期，燕国突然爆发了“二皇之战”，梁国则出现了“六王就藩”，这两个大件事极大的削弱了两个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对外的扩张能力，天下统一的脚步不得不再次向后延长。
如果我们深究其中的原因，这实际上与当时社会上极其纷乱的思潮是有极大关系的。
“南显之，北王猛”，这两个并列当世的王佐之才，都负有清平天下的治政能力，但对于这种思潮却不能改变，甚至难以意识。——《诸夏·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