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相信，在乌云和尘埃后面的真理之光最终会透射出来，并含笑驱散它们。二十七年前，我曾经对欧姆说过这段话，而今天，我将把它再次送给我的朋友查尔斯·达尔文先生。
——亚瑟·黑斯廷斯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登上了前往哥廷根的马车。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这一趟旅程的结果如何，更不知道我能否在自然哲学的学术大道上能否取得成功。但是，在经历了数年的黑暗之后，我打算放手一搏。
作为一名自然哲学研究者，我和马丁并不像是其他自然哲学研究者那样拥有一个显赫的出身。我们的名字当中没有‘冯’，更不曾继承大片的田地与牲畜。但是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影响到你尽可能想要给我和马丁提供优质教育的愿望。
由于妈妈过世的很早，您白天要工作养家，晚上还要拉扯我们几个孩子。但是即便如此，您却依然不觉得被命运困扰，每天都笑呵呵的在临睡前给我们讲述那些您自学到的科学故事。
您和我们讲了牛顿、普利斯特里、欧拉、拉普拉斯和赫歇尔，正是从您的口中，我发现了自然哲学的奥妙。你教给我们那些恼人的数学公式，那些神奇的物理现象。而等到我们大了一些后，您自觉已经无法再给我们更多指导，于是又拿着半辈子的积蓄，咬紧牙关将我和马丁送进了大学。
试问，在埃尔朗根，哪个锁匠的儿子会去上大学呢？
只有您，只有锁匠乔安·欧姆的两个儿子是大学生。
您的品德与情操令全埃尔朗根都感到骄傲，没有人再叫您城东的锁匠。现如今，所有人见到您都要向外人介绍说：“这位是乔治·欧姆博士与马丁·欧姆博士的父亲——尊敬的乔安·欧姆先生。”
其实，我今天本不该说这些话的。您知道的，您的儿子不是那种矫情的人。
我今天给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要对您说一声抱歉。
与我的弟弟马丁相比，我这个大儿子让您失望了。同样是读了埃尔朗根大学，但是马丁后来读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并成功留校成为数学教授。而我，我却远不像是马丁那样让您省心。
刚进埃尔朗根大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大学里的花花世界迷住了眼，我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跳舞、滑冰和台球上面，并因此一度辍学。我还记得您当时接我回家的表情，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您的脸上出现那么愤怒的表情。
我一路上低着头不敢直视您，回到家以后，您买了两瓶酒，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桌边，一句话也不说的喝完了各自的酒。之后，您便站起身打发我去瑞士。临行之际，您把我的行李扔上马车，说：“乔治，你让我和你死去的妈妈都失望了。”
我在瑞士戈特施塔特的一所小学校里谋了份数学老师的差事，看到班级里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终于回想起了童年时您给我们讲述自然哲学故事的夜晚。直到这时，我才追悔莫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我渴望回到大学的课堂上，渴望那片曾经唾手可得的知识海洋。我联系上了埃尔朗根大学的冯·兰格斯多弗教授，希望他能够准许我跟着他一起去海德堡大学继续读书。但是冯·兰格斯多弗告诉我，海德堡大学未必愿意招收一位从埃尔朗根大学退学的学生，所以他建议我一边任教一边自学数学。
我虽然心有不甘，但我心里也明白，冯·兰格斯多弗教授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犯了错误，所以也必须要承受后果。我在瑞士一待就是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在白天教书，在晚上进行自然哲学研究，这时候我才明白了您当年的辛苦。
五年后，我带着我的论文《光线和色彩》重返埃尔朗根大学，并凭借它获颁博士学位。
再然后，我通过了巴伐利亚的国家考试，获得了受到政府认可的教授资格，并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得以在埃尔朗根大学开了三个学期的数学课。
可是，我年少时犯下的错误，依然在影响着我。或许是由于我先前的不良经历，我始终无法得到埃尔朗根大学的正式教授身份，因此也无法取得国家授予的学术补助和薪酬。
当时您知道了我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于是便主动提出要资助我。但是，您也知道的，您是个铁骨铮铮的德意志汉子，您的儿子也一样。我不可能接受您的资助，因为您已经受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我不能让您的晚年生活因我而变得更不幸福。
所以，我主动离开了埃尔朗根，辗转于德意志各个邦国的地方。先是在班贝格，后来又去了科隆，最后又和马丁一样到了柏林。不过，虽然都是在柏林，但是马丁教的是大学，而我教的则是中学。
但是即便教书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我与马丁怀揣的却是同样的梦想。我想要成为您当年故事中的那些人物，我渴望在学术领域上做出自己的成就。一时的苦难击不倒我，因为我有您这样一位坚强的父亲作为榜样。
虽然中学里的科学仪器远不像是大学当中那样完备、那样的好，但是我可是全埃尔朗根最好的锁匠的儿子，这点小障碍完全难不倒我，不论是木工、车工还是钳工，我样样都能来一手。
自从进入19世纪，伏特发明伏打电堆，安培提出安培定律，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电学领域的新发现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无数人都扑向了这个炙手可热的领域。
所以，我也理所当然的把研究重心转向了电学方面。我利用奥斯特发现的电流磁效应自制了电流扭秤，又利用手头能获取的材料制作了伏打电堆，但是由于电压不稳定，所以我后面又咬着牙买了一块新发明不久的温差电池。
我废寝忘食的一次又一次实验，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实验室记录数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堆叠成山的数据中，我脑内的灵光一闪让我得以窥见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真理——在伽伐尼电路中，电流的大小与总电压成正比！
这巨大的发现瞬间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连夜撰写了名为《金属导电定律的测定》的论文，第二天一早便将它寄去了《化学和物理学杂志》。
爸爸，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你在我的身边。因为如果你在的话，肯定会提醒我要保持冷静，自然哲学研究者必须要以严谨的态度做事。
但我那个时候实在是太高兴了，以致于我没有对论文进行校对。我每次得意忘形总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寄出去的公式是错的，而且用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与我后来的实验结果也不一致。
我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收回已发出的论文，可是当我赶去《化学和物理学杂志》编辑部时却为时已晚。他们告诉我，新一期的杂志已经开始售卖了。
我本以为我会借着这次机会打个翻身仗，将我早年的污点一并揭过去。但是急于求成的轻率做法，却使我再一次吃尽了苦头。全德意志的研究者都对我的行为感到愤怒，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哗众取宠，假冒内行人。
一夜之间，我成为了整个科学界的笑柄，所有人都在对我这个妄图挤进科学界的学术骗子表示不屑。我的耳边全是讥笑、讽刺，甚至是恶语相向，他们叫我中学教书匠、锁匠的儿子、论文造假学教授。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感到如坠冰窟，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本人受到的伤害，而是因为我感觉到对您感到十分抱歉。我犯了错，理应受到惩罚，但这不是牵连到您的理由。我不认为锁匠的儿子有什么可耻的，我为我是个锁匠的儿子感到自豪。
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然而却取得了贵族教授们都不曾取得的成就，我原本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报答您的培育之恩的。然而，由于我的错误，不止令我自己沦为了科学界的小丑，甚至连您也一起受到职责，成了骗子的父亲了。
我在他们的攻击之下慌了神，但是由于先前的教训，这一次我不敢再贸然出结论了。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先前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小心求证，然后推出了我的学术专著《电流的数学计算》。
我本以为这本书可以平息争论，但是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的坏名声已经形成，所以他们甚至连仔细阅读这份著作的心思都没有。大部分看得懂的人不愿在学术骗子身上花时间，而看不懂的人则跟风对我横加指责。
哪怕是那些真正懂行的实验物理学家们，或许是由于我‘学术骗子’的名头，所以他们并不相信我提出的电阻概念，反而认为我这是又在编造一些不存在的臆想产物。
《普罗茨·阿那莱》的主编约翰·波根多夫、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约翰·普法夫、莱比锡大学的古斯塔夫·费希纳和路德维希·卡姆兹，等等。他们一拥而上，对我的结论大加指责。
他们坚称我的结论与物理学界公认的常识相悖，电池产生的电流与电势怎么可能有关系呢？
最令我伤心的是，甚至于我的朋友，和我同年在埃尔朗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格奥尔格·泊尔也直接批评我的著作。他说：“以虔诚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不要去读这本书，因为它纯粹是不可置信的欺骗，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亵渎自然的尊严。”
这些冲突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我和几乎所有德意志物理学同行的友谊和合作关系都宣告破裂。我的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甚至连在学校里的教学工作也没办法正常进行。
毕竟即便是高级中学，也不愿意雇佣一位学术骗子作为他们的教师。
于是，在《电流与数学计算》发表的当年，也就是1827年，我主动辞去了学校的工作，没有事先告知您，也没有通知马丁和芭芭拉。
爸爸，我必须要向你道歉。我对上帝发誓，我与家里切断了联系，这并不是我不爱你们了，而是我不想要继续牵连你们。我隐姓埋名的来到了巴伐利亚乡下的一座小城，虽然那里与埃尔朗根并不远，但是我没有脸再回去见您了。
我在那里靠着做家庭教师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糊口，期间我虽然还想进行研究工作，但是受限于经济条件，实验的过程都不是很顺利。我想着，我这辈子或许就只能以‘骗子欧姆’的身份进到坟墓里了。
或许等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的那些理论才能得到世人的接受。或许……
抱歉，爸爸，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情绪有些激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个四十岁的人了，然而却总是像个孩子那样控制不住情绪。
或许您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激动，这是因为几天前，就在几天前，我在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看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
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不列颠的知名电磁学研究者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德意志。您肯定听过这个名字，因为他是我们父子俩都喜欢的‘铁匠儿子’法拉第先生的助手。
法拉第先生的故事在欧洲科学界中广为流传。他是多么高尚的一个人啊！高尚到简直像是从《圣经》里走出来的人物。
虽然我这样的猜测很没道理，但是我一厢情愿的相信，深受法拉第先生熏陶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定然也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物。而且他与德意志的研究者不同，他并不知道我从前曾经犯下过的那些错误，所以我觉得他或许能够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分析我的学术成果。
本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给他寄了一本我的著作。
但是妄想终究持续不了太久，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我在想，他也许会把我的书扔进废纸篓，随后再吐上一口吐沫。因为即便他不了解我，那些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也会告诉他，乔治·欧姆是多么声名狼藉的人物。
要知道，他可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监，是一位大人物！
所以，如果他说我一句坏话，其影响绝对要比那些德意志的教授们恶劣得多。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天时间不能入眠。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
我心里猜测着，他一定是把我的书扔了，又或者他根本连看都没看那本书一眼。
因为我敢保证，想要像我这样引起他注意的研究者数量一定非常多。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专著，他怎么可能看得完呢？
一想到这里，我在失落之余，又稍稍有些安心。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少挨一句骂便已经能令我收获无数的安慰了。
但是，当时间来到第二周，星期一的早晨，挎着邮件包的邮差叩开了我租屋的房门，将一封信交给了我。
那位只有十几岁的小邮差仅仅用一句话便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先生，您的信，从哥廷根来的。”
我当时只感觉我在做梦，我捧着那封盖着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私人信戳的邮件，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既期待又害怕，我期待能够收到他的肯定答复，又害怕信笺里写满了恶毒。
一封信，明明只有几十克的重量，然而我却感觉仿佛整个大不列颠岛都压在了我的手中。
我先去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盯着自己的脸看了半天，随后从抽屉里取出开信刀一点一点的裁开那封信笺。
我颤抖着取出信纸。
然而，这封被我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信纸上却只轻描淡写的列了几句话。
——亲爱的欧姆先生：
——你的书非常好，但我在部分地方还有疑惑。您有空的话，能来哥廷根聊聊吗？路费我附在了信纸背面，一共五十杜卡特。多出来的部分，您可以在路上吃点好的。
——亚瑟·黑斯廷斯
哥廷根，这恐怕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
如果您能读到这里的话，请在埃尔朗根为我祈祷吧，我将在那里洗涮我的污名，这不仅仅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
183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