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综继续开口道：“只怕他不是真糊涂而是装糊涂罢了，毕竟若是此事能由他一手促成，
    他也能在史书上留一个好的清名，为天下请命的好名声，他一个儒生怎能不想要这些？”
    曹爽想了想又道：“也不能完全怪程季明，这些年校事府内部也出了很多像卢洪、赵达这样的蛀虫，方才让他们有此机会建议朝廷废校事府，日后还得对校事府加强整顿、约束才是。”
    杨综继续道：“仆都记下来了，明日便开始清理校事府内部的蛀虫，位卑而权重的官署难免会有这样的弊处，不过对那些世家大族来说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若是没有此事，他们也会再寻其他由头的。”
    当年在曹魏阵营中，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怕曹丞相，却怕卢洪与赵达。”
    而卢洪和赵达两人，就是校事府之中的校事官，他们相当于后来西厂汪植的地位。
    那这个组织究竟有多厉害，以至于让人产生的畏惧更胜曹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有一次，尚书郎徐邈在酒后称自己是圣人，而这件事被校事官赵达通过耳目听到了。
    得知消息后，赵达当即告诉了曹操。
    曹操听后十分生气，毕竟强势如曹操都不敢称自己是圣人，你徐邈算什么东西？
    于是曹操当即下令，让人将徐邈收押入狱。
    若非后来有人向曹操说好话，称徐邈这是醉酒之后说了胡话，而且毕竟徐邈于曹魏有功，功过相抵，曹操才没有和徐邈多加计较。
    不仅是徐邈，连东汉末年的大臣崔琰与毛玠，都曾被校事告发而惨受牢狱之灾，要知道这两人都是曹魏的有功之臣，在校事的告发下，竟然命丧牢狱之中，可见校事一职的恐怖所在。
    纵观曹操一生，其虽善于用兵屡摧强敌，但亦时常遭逢部下叛乱、政敌暗杀之事。
    曹操所经历的叛乱与暗杀虽然都被及时平定，但考察其发生时间，无疑都是出现在如征讨徐州、官渡对峙、汉中争夺战等敏感时期，给曹操本人及后期建立的魏国都带来极大的隐患，
    所以对曹操个人而言，设立一套能够时时监察百官、消除叛乱于萌芽的特务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应该说，建安末年的耿纪、魏讽密谋起事只是汉臣的最后反击，自官渡徐他之后军中确无行刺之事，这也算是校事设立后的一个明显效果，即至少保障了曹操本人的安全。
    但校事的危害性也十分明显：卢洪、赵达二人的随意构陷，显然证明程晓替曹操辩白的“检御有方，不至纵恣”这一抑制措施仅仅是一句空话，“不畏曹公，但畏卢洪”一语也可看出军中已是恐怖气氛蔓延。
    后来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位魏王，随后他逼着汉献帝禅让，自己登基称帝，建立魏国。
    建国之后，曹丕继续用校事来威慑与驾驭臣子。
    要知道当年一个校事刘慈，就对曹丕告发了上万次，可见校事一职管辖范围之广，权势之大。
    当然世间哪有那么多不臣之事，大多都是校事夸大其词，或者凭空捏造而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颍川太守高柔向曹丕进言，称校事告发多有不实，而且曹丕曾下令要处死被告者而赏赐告发者，所以他建议曹丕取消这项法令，以免无辜人受害。
    因为校事是要监察百官，所以曹丕虽然采纳了高柔部分建议，但却没有取消校事制度。
    看起来，校事一职危害极大，校事官若要寻私仇，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实际上，执政者使用校事，是有其目的的。
    比如曹操就使用校事控制军队，检举贪污以及防止叛乱。毕竟乱世之中，人心叵测，明面上对你毕恭毕敬的下属，暗地里可能很想在你背后捅刀子。
    而曹操本人就曾经历过张绣叛乱，丹阳兵兵变等，这样的情况如果执政者没有事先提防，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况且除了以上的作用外，校事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制衡门阀士族。要知道在东汉末年，实际的统治者已经不再是汉室，而是传统的门阀士族。
    而曹操作为新崛起的士族代表，自然不愿意重蹈汉室覆辙，让士族掌握曹魏的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绝对忠于自己，并能监控士族的神秘组织，就此出现了。
    河间人沐并为人果敢，不畏强权，曹操任丞相时期曾征召其为署军谋椽，曹丕登基后改任成皋县县令。
    校事刘肇途径成皋县，遣人呼县吏公开勒索谷物，当时成皋县正值蝗灾、旱灾，并无多余的物。刘肇随从见谷物没有准备，径直来到沐并的门庭下吼骂官吏。
    沐并闻声大怒，持刀带人抓捕刘肇，刘肇随即逃离，并向曹丕告发。于是朝廷下诏将沐并逮捕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髡刑。
    受刑后，沐并复职，但往后十余年一直闲散不再重用，彻底断送了仕途。
    上述二事中，刘慈、刘肇等校事官吏动辄勒索地方县令、告发吏民数以万计，这完全要归咎到身为君王的曹丕身上。
    曹丕代汉称帝，名义上是汉献帝自愿禅让，实则难逃篡汉恶名。为了皇位稳固，势必要更加重用校事打压反对声音，甚至连民间恶语也不相容，这也让曹丕时代校事官吏更加的变本加厉。
    曹丕在位时，校事官吏仍然依仗权力大肆查奸举报，甚至又将举报层面扩大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比当初的赵达等人更加的毫无忌惮。
    在曹丕登基后，民间多次发生诽谤朝廷的恶语，曹丕闻听后非常恼恨，命有司“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
    此时已担任治书执法负责朝廷奏劾工作的高柔再次上疏请求废除妖言诽谤和奖赏告发的法令，但依旧未被采纳，结果这曹丕一简单粗暴的法令致使民间“相诬告者滋甚”，造成社会动荡，朝廷这才下诏废除。
    而当时的校事刘慈等人利用这一法令大肆诬陷，“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这些被冤屈的吏民又全赖高柔公正处理，这才维系了曹魏政权的稳定。
    魏明帝曹睿时期，校事猖獗依旧，《高柔传》中又提到，当时个叫刘龟的典农中郎将私自在皇家禁苑中打猎，被其手下功曹张京向校事告发，曹睿闻听后逮捕刘龟，并隐瞒了张京的名字。
    将本是负责查奸的校事又当做维护皇室私产的工具，更加脱离了其设立的初衷。
    此后，朝中发生了一起更加荒唐离谱的事件：掌管朝集礼仪的殿中监居然擅自逮捕了掌管档案典籍的兰台令史！
    光禄大夫卫臻请求严办此事，他在疏表中直接指出一味的纵容校事将会导致“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的危害，
    即朝廷各部门都将会超越职权随意妄为，会让整个朝廷陷入衰败。
    但遗憾的是，自曹操至曹睿时期，都是一味的纵容、默许，甚至是不断扩大校事的职能，让这些特务的猖獗有增无减，如今的曹爽总算是要对其有所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