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很早就已经不流行分田，也没有军功授官了。
    当年太祖高皇帝为了能够争取部下们的全力支持，那赏赐起来是相当豪爽，一口气封了一百四十三个彻侯。
    这些王侯可都是实封的，都有自己的领地。虽然后来历代皇帝以各种理由剥夺了其中很多人的爵位，尤其武皇帝一番骚操作下来，刘邦封赏的一百多列侯直接剩到了个位数，但是即便以刘彻的强势，也不敢从肉体上消灭这帮既得利益集团。
    这其中很多人和后续新晋的贵人们一起，逐渐形成了世家大族的雏形，牢牢把握住了帝国的大部分资源，最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绵延数百年的门阀政治。
    对于小卒们，高祖也是一如既往地大方：“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
    所有军中将士只要没有犯罪，一律升为大夫爵，如果已经有大夫爵，就升爵一级。这是什么概念？
    秦朝一个县也没几个大夫。不夸张的说，西汉一个郡的大夫都远远超过秦国全国的数目。
    老刘对军功将士们的爵位奖励力度是秦始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么一来，大家伙能不支持他刘老三吗？老刘家的统治根基可不就扎实了。要不然当年诛杀吕氏，从列侯到小兵，人人从刘呢。
    可滥赏爵位也是有严重副作用的。爵位封多了，自然就贬值了。
    就像后世太平天国，2700多个王爷，就问你怕不怕！
    爵位是跟田地挂钩的。为了落实待遇，少不了大把的国有土地撒出去。这么一来，政府手中留存的就少了。
    而且刘汉又没有赢秦那般严格的爵位递降制度，无法有效回收耕地，导致不能像秦国那样用不动产来激励将士们浴血奋战。
    而在官员选拔上，汉代的爵位也没什么鸟用了。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秦代，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到了六级的官大夫，就可以做县尉之类（县公安局长）的处级干部。
    大家伙冒死拼杀，所求的，不就是利嘛。而利分钱和权。
    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权。便是现代社会，光有经济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也不是件好事。
    在古代这种法治不健全的时代，“破家县令，灭门刺史”更是寻常。所以经济地位上去之后，一定会追求政治保障。古今皆然。
    很多时候，政治地位的优先级还在经济地位之上。比如明清时期，哪怕区区一个家境贫寒的穷秀才，县令或者地方豪绅想收拾你都得掂量掂量。
    而一个缺乏背景的富商，如果不及时找把保护伞，就只能任人鱼肉。
    西汉虽然很多地方继承了前朝，但在官员选拔制度却迥异于秦制。
    军功不再授官，而是改成察举制，就是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授予官职。
    察举制在秦时就有，但只是一种补充手段，选拔官员主要还是跟爵位挂钩。
    这玩意儿一听就知道，想要在其中上下其手，难度太低了。
    结果就是士族慢慢把握了各级政权，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实际上跟西周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差不多，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汉高祖刘邦曾下诏求贤，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但并未成为常态。
    察举制确立始于文帝。这个时候天下战事早已平息，没了军功，授官缺乏依据。而文帝初继位时，根基不稳，正好需要拉拢功勋集团，于是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设孝廉和茂才科目，察举法正式成为定制。
    低级爵位土地没了、官位没了，甚至免除赋税、减免徭役、抵罪抵罚的作用都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小，导致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只有封号，啥权利都没有，老百姓对这个徒有虚名的制度，还能有兴趣？所以才有了“民得爵不喜,夺爵亦不惧。”
    爵位跟田宅、职级脱钩，军功爵制度逐渐没落。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扩大的流通渠道在两汉年间又重新收窄。底层民众想要实现阶级跃迁的难度逐渐加大。
    中间武皇帝创立了武功爵，似乎有点复兴军功爵制度的苗头，但很快便沦为了捞钱的工具。
    军功爵制度一旦废除了，想要重新确立，哪有那么容易的。
    当年秦国被魏国打到吐血，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变法的商鞅还被利益受损的贵族们用五匹马除以六，这大汉国好好的，还想玩军功爵？
    汉帝国初兴时，尽管大把的土地分封出去，政府手中依然有些田产奖励有功将士，秦代的二十级军公爵制度还能暂时得以延续。
    但在一百多年后，政府手中早就没有土地可以奖赏给将士们了。
    自刘彻接手这个庞大帝国以来，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的力量源泉就逐渐从土地变成了五铢钱，而汉国军制也从继承秦代的征兵制开始向募兵制演化，最终到东汉彻底成形。
    但凡军制，总有其优缺点，募兵制的优点暂且不说，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费钱，非常非常费钱。
    汉、唐、明三代都在早期军制难以维系之后转向了事实上的募兵制，自然也都遇到了这个老大难问题：财力不足以养活足够的军队来应对边疆战事。
    为了省钱，东汉是皇帝和大族共天下，依靠世家力量稳定地方，刘秀本身就是个代言人，最多搞个“光武度田”，再往深里走也没那个实力，最后中央式微，地方做大。
    唐代选择了分封节度使，玄宗时，中央军不到十万，藩镇兵却有四五十万，这种外重内轻的配置，早晚要出事。
    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危禄山、史禄山，总之，乱子是逃不掉的。
    明代呢，选择了事实上的亲兵制，只有主将的少数家丁待遇优厚，剩下的杂鱼，饿不死就感恩戴德吧。
    全国上下实际能拉出来的真正能打仗的精兵能有三五万就不错了，就这么点人还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军头手里，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最能打的关宁吴三桂也跟皇帝哀叹自己麾下精锐仅三千尔，虽然有藏拙的意味在里面，但也确实反映了明末的真实情况。
    所以在跟后金作战的时候，几十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明军很多时候表现很亮眼，甚至面对摆牙喇都丝毫不虚，一旦到了大兵团合战就拉稀。
    反观女真这边，入关前几乎就是明初军制的翻版，都与唐府兵有不少相似之处，各部战力相差不大，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很适合团战。
    不能说明军走进了误区，财力困窘的境况下，这已经是难题的最优解，便是后世的大毛和中东小霸王也是这么玩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而武皇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前期靠啃老，中后期靠压榨和耍流氓。
    文帝和景帝给刘彻留下了堆满府库的钱粮，让这位战争狂可以放开手脚武装军队。
    但是军队嘛，自古以来都是吞金兽，哪怕家底再厚实，几场大仗之后，官仓里也可以跑老鼠了。所以很快，刘小猪同学就开始为军费发愁了。
    咋整呢？一是加税，征发徭役，这是吃平头百姓；二是发布算缗告缗令，这是吃商人；三是迁茂陵，这是吃豪强；四是找理由废除列侯爵位，这是吃贵族。
    各种骚操作层出不穷。什么回收铸币权，发行劣质货币，卖官鬻爵，还有那四十万一张的白鹿皮，就差明抢了。主打一个不要脸，目的就是两个字：捞钱。
    这些办法虽然一时奏效，但多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加税恶了百姓，告缗乱了市场，发劣币破坏经济，卖官鬻爵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到了武皇帝后期，已经把各个阶层得罪了一个遍。关东流民二百万，天下板荡，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蹦出来个陈胜吴广。
    所以没有出现秦末群雄并起的局面，关键在于刘彻仍然牢牢把握住了自己最后的基本盘--军队。
    不管刘小猪同学怎么瞎折腾，但是在军人待遇上，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说是卖肝卖肾保障军需也不夸张，所以跟军功集团抛弃秦皇不一样，关西武功集团仍然坚定地站在刘彻身旁，愿意为之征战。
    武皇帝最后几年为什么不再对四方蛮夷重拳出击了，即便动手，也多是征发战力低下但是便宜的“七谪科”，因为老人家清楚的很，大汉帝国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赏赐有功将士了。
    打起来是痛快了，战士们没了酬劳，那可是要命的。这根大汉帝国最后的支柱，不能再倒了。
    这次跨越仙门，汉武帝榨干帝国最后一滴油水才征发了三十来万大军，比之元狩四年五十万人出征的漠北之战逊色不少，但这已经是当下的极限了。
    如果不是因为威压天下五十多年，又得仙人垂怜返老回春威望更甚，汉武帝也不敢这么压榨关东豪强。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再进一步，武皇帝也没有把握。
    关东诸郡多如牛毛的盗匪，其中若说没有心怀不轨的地方势力支持，鬼都不信。逼急了，这帮人真敢乱给你看。
    到时候，纵然能平定叛乱，也会牵扯大把精力，耗费无数钱粮，让敌人趁虚而入。
    好在来到新位面之后，湖广的富庶让汉政府发了笔横财。
    再怎么样，也有着一千多年的积累，生产力水平较之汉代要高出许多，金银铜铁粮食布匹，各类缴获物资堆积如山，战士们也如愿得到了丰厚的奖赏，积极性都高了不少。
    不过要想更进一步，让更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的伟大事业中来，这么点资本还是太少了些。
    帝国政府还需要拿出更能吸引将士们卖命的东西来。湖广地区超过一万万亩的“无主”良田为武皇帝提供了足够的资源。
    以前大饼已经分好，每一块都有归属，自然动弹不得。
    现在有了湖广这片处女地那就另说了。足够赏赐给有功将士们，还不必往死里得罪既得利益集团。
    什么，你说这些田都是有地契的？谁的地契，不是大汉的我不认！再说了，那些佃户给谁种地不是种。
    地主嘛，嘿嘿，当年八旗兵在河北圈地不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嘛。真要闹事，该杀杀，该剁剁，剩下的小娘们正好发给有功将士们为奴为婢。
    刘家皇帝的基本盘是关西军功集团，又不是你湖广地主，把你们全咔嚓了又如何，我刘彻的帝位依然稳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