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随征
    赫舍里·索尼，出身于满洲正黄旗赫舍里氏，其家族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便已归顺清朝，成为满洲名门望族之一。索尼的父亲硕色与其叔父希福都通晓满、蒙、汉三种文字，因此太祖任命他们进入文馆，并赐予“巴克什”的称号，同时授索尼为一等侍卫。随着清朝的发展壮大，索尼也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展现出了他的忠诚与才能。
    早在天聪元年（1627年），索尼便跟随清太宗皇太极参与了宁锦之战，进攻锦州并在宁远附近侦察明军动向。翌年，皇太极亲征喀尔喀，科尔沁部的土谢图额驸奥巴未按诏书要求派遣军队，索尼与侍卫阿珠祜奉命前往科尔沁颁诏责备奥巴。当索尼一行人到达科尔沁境内时，奥巴的部下试图以牲畜作为贿赂，但索尼严词拒绝，并指责奥巴对朝廷怀有异心。在得知索尼的来意后，奥巴不得不亲自接见索尼，却无言以对索尼的指责。最终，奥巴被索尼的言辞所触动，表示愿意悔罪并向皇太极谢罪。
    天聪三年（1629年），索尼再次随军深入明朝内地，参与了着名的“己巳之变”。在这次行动中，索尼勇猛作战，特别是在皇太极长子豪格陷入明军重围之时，索尼跃马杀入敌阵，成功救出了豪格。随后，在天聪四年（1630年），索尼率军顺利占领了榛子镇、沙河驿，并攻占了京东重镇永平，展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索尼的军功不仅限于此。天聪五年（1631年），他被提升为吏部启心郎，并参与了对大凌河的围攻，击退了前来支援的明军。天聪六年（1632年），索尼随军征讨察哈尔，攻掠山西大同等地，夺取了阜台寨，因功被授予牛录章京世职，继续在内院任职。直至崇德八年（1643年），朝廷再次考察索尼的功绩，将其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
    二、传位之争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于盛京后宫，未留下任何关于皇位继承人的明确遗诏。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皇位出现了空缺，随之而来的是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激烈争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之间的矛盾激化。两黄旗大臣，包括索尼在内，希望由皇太极的皇子继位，以确保两黄旗的地位不会受到影响。
    索尼在这个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九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急召索尼前往三官庙商议册立新君事宜。索尼坚定地表示：“先帝有皇子在，一定要在皇子中选立新君。其他的都没有继承先帝之位的合理性。”索尼的态度表明了他对皇太极后代的支持，这也代表了两黄旗大臣们的普遍立场。
    当晚，巴牙喇纛章京图赖拜访索尼，强调必须立皇子为帝。第二天清晨，两黄旗大臣们在大清门盟誓，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张弓搭箭，围绕着宫殿站立，以示决心。索尼带领他们前往崇政殿商议新君人选。在崇政殿内，诸王大臣分坐在东西庑殿，索尼与巴图鲁鄂拜率先提出立皇子为帝的主张，但多尔衮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令他们暂时退下。
    接下来，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相继劝说多尔衮自己登基，但多尔衮犹豫不决。多铎甚至提出，如果多尔衮不愿继位，那么他本人愿意继位，并指出太祖遗诏中有他的名字。多尔衮回应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中，不仅仅是多铎一人有资格。随后，多铎又提议立礼亲王代善为帝，但代善表示，如果多尔衮愿意即位，将是国家之福；如果多尔衮不同意，那么应该立皇子为帝。他还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担当此重任。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谈判，最终众王达成共识，决定拥立太宗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即后来的顺治帝，并由睿亲王多尔衮担任摄政王。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在三官庙盟誓，发誓忠心辅佐幼主，六人结为一体。
    不久之后，都统何洛会等人诬告肃亲王豪格，导致豪格被削去爵位。多尔衮下诏褒奖索尼不依附豪格一党，并赏赐他一副鞍马。
    三、连坐削爵
    顺治元年（1644年），索尼跟随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进入北京。顺治二年（1645年），索尼晋封为二等昂邦章京，但被睿亲王解除了启心郎的职位，仍负责管理六部事务。此时，睿亲王多尔衮掌握了朝政大权，许多官员为了个人利益纷纷投靠多尔衮，唯有索尼坚持原则，拒绝依附。
    在北京重建过程中，睿亲王多尔衮修建自己的府邸，工部官员偏袒多尔衮，工匠们也大多被调去修建睿亲王府。佟机对多尔衮的行为表示不满，这引起了多尔衮的愤怒，打算将佟机处死。索尼为佟机辩护，这使得多尔衮更加忌恨索尼。索尼还向多尔衮报告英亲王阿济格蔑视君上，视顺治帝为幼儿，希望多尔衮能够处理此事，但多尔衮并未采取行动。
    在一次讨论分封诸王的问题时，索尼坚决反对，这引起了多尔衮的不满。巩阿岱和锡翰则向多尔衮进言说索尼不愿意让多尔衮执掌朝政，请求多尔衮惩处索尼，但多尔衮并未同意。索尼揭发固山额真谭泰私藏谕旨，导致谭泰被削去公爵。作为报复，谭泰控告索尼将内库的漆琴私赠他人，索尼因此被削去了爵位。
    顺治三年（1646年），章京图赖弹劾谭泰心怀不满，指控中牵涉到了索尼。清军分道进剿西安的农民军时，谭泰迟疑不决，未能立功。豫亲王多铎进攻江南时，谭泰和图赖都不愿前往。图赖将此事告知索尼，希望索尼能上报睿亲王多尔衮。然而，送信人担心谭泰会因此获罪，擅自将书信丢弃。图赖再次提起此事，并逮捕了送信人塞尔特，强迫他撒谎说书信已交给索尼。索尼因此被判有罪，面临死刑，但在多尔衮亲自审讯索尼后，事情的真相被揭露，索尼不久便恢复了世职，但多尔衮和谭泰等人仍旧对其怀恨在心。
    顺治五年（1648年），正值清明节前夕，多尔衮派遣索尼前往盛京拜祭昭陵。就在索尼即将出发之际，贝子屯齐诬告索尼与图赖等人密谋拥立肃亲王豪格为帝。按照当时的法律，索尼应被处死，但朝廷最终从轻发落，索尼被剥夺官职，家中财产被没收，并被流放到昭陵。
    四、起复任职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特召索尼回朝，恢复了他先前的世职，并逐步晋升他为世袭一等伯。索尼还被提拔为内大臣，兼任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等要职，成为顺治朝首席满洲大臣。在任期间，索尼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对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索尼注重法度严明，力求做到赏罚分明。他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除了开国元勋可以享有世袭官职外，今后除非有特殊战功，不应轻易授予世袭待遇。这一提议旨在减少特权阶层的膨胀，确保官职授予更加公平合理。
    此外，索尼还主张打击奸商，抑制豪强，以此来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他深知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过大和司法不公，因此特别关注改善这些状况。顺治十七年（1660年），索尼应诏上言，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索尼指出，民间存在冤屈现象，但相关部门并未认真审理案件。为此，他请求朝廷加强监督，确保能够及时了解民间情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他还建议，对于犯罪行为，相关衙门应严格执法，以免出现冤枉的情况。
    在谈到官职世袭问题时，索尼建议，除了开国功臣以外，今后授予的官职应当根据实际战功来决定是否可以世袭。这样既能保证官职授予的公正性，又能激励官员们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针对地方治理问题，索尼提出，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各异，如果强制执行同一套法令，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因此，他建议对地方事务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
    索尼还关注到了大臣们的不当行为，如骚扰商旅、私引玉泉山水用于灌溉，以及侵占边境和外地的木材资源等。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商人的利益，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枯竭。因此，他请求朝廷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此外，索尼还指出了朝廷大臣过于关注个人享乐而非公事的现象，如花费大量精力装饰自己的府邸。他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请求朝廷对此类行为进行整顿。
    顺治帝采纳了索尼的建议，并下令实行。索尼的这些措施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百姓权益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辅臣之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遗诏指定三皇子玄烨继位，同时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新君。索尼得知顺治帝的遗命后，立即向诸王贝勒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与决心，请求他们共同担负起国家重任。诸王贝勒纷纷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这是顺治帝对四大臣能力的信任。
    随后，索尼等人向皇太后孝庄禀报此事，并在皇天及顺治帝灵前盟誓，誓言内容表达了他们誓死效忠幼主的决心，以及共同辅政、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报国的承诺。誓词反映了四大臣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为辅政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辅政的最初几年里，四大臣确实遵循了誓言，团结协作，共同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军事上，他们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形势趋于稳定，这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大辅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们通令各地安置流民，鼓励垦荒，并制定奖励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效果。耕地面积稳步增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此外，他们还实行赈济蠲免政策，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这些措施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朝鲜的记载中提到：“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
    在政治方面，四大辅臣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他们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了十三衙门，重建了内务府，有效地防止了宦官乱政的可能性。其次，他们整顿吏治，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督，提高了行政效率，为消除明代遗留下来的腐败风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四大臣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他们共同努力，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康熙帝亲政后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他们的努力，清朝得以迅速恢复国力，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盛世。
    六、晚年
    康熙六年（1667年），辅政大臣索尼已经年届六十七岁，身体每况愈下。与此同时，鳌拜的势力日益膨胀，与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的矛盾也愈发尖锐。鳌拜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的问题上坚持己见，而苏克萨哈则坚决反对。这一事件引发了朝廷内外广泛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会对民生造成不利影响。
    在鳌拜的压力下，索尼感到局势紧张，为了避免卷入这场争斗，他选择称病不出，保持低调。然而，鳌拜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反对圈换土地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三人下狱，并意图将他们置于死地。面对这种情况，年仅十三岁的康熙帝询问四大辅臣的意见。索尼和遏必隆并未反对鳌拜的强硬立场，而苏克萨哈则保持沉默。康熙帝意识到辅臣之间存在分歧，未批准鳌拜的要求。然而，鳌拜仍然以皇帝的名义处死了苏纳海等人。
    面对鳌拜日益增强的权力和肆意妄为的行为，索尼虽不满但也无力改变现状。他意识到，只有让康熙帝亲政，才能有效制约鳌拜的专权。因此，在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索尼等辅政大臣请求康熙帝亲政，但康熙帝考虑到自己年纪尚轻，天下事务繁重，希望能够再等待几年。辅政大臣们反复陈奏，最终说服了康熙帝和太皇太后同意亲政。
    同年三月三十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遵上会议，认为索尼应被授予一等公的爵位。康熙帝随即下令授予索尼一等公的爵位。四月一日，索尼上疏推辞一等公的爵位，但康熙帝认为这是国家大典，索尼功勋卓着，应接受这份荣誉。索尼再次力辞，但未获批准。
    六月二十三日，索尼因年迈体弱，最终病逝。康熙帝对索尼的去世深感悲痛，追赠他一等公的爵位，并赐予其厚葬。康熙帝下诏褒奖索尼的忠诚，并加赐鞍马二匹、银二千两，加祭四次，追谥为“文忠”。
    结语
    索尼的一生充满了忠诚与奉献，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力促康熙帝亲政。索尼的去世标志着辅政时期的结束，也为康熙帝亲政奠定了基础。索尼的逝世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清朝早期政治格局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