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2月15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以耕读为生的家庭。李家原本姓许，后因过继关系改为李姓。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从此李家开始在科举之路上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庐州府的望族。
    李鸿章自幼便表现出对学问的兴趣，六岁时便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勤奋好学，很快便展示出了过人的才华。1840年，李鸿章考中秀才，这是他走向科举之路的第一步。三年后，即1843年，他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这意味着他的学业成绩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为了更好地准备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李鸿章遵照父亲的指示，前往北京备考。这次北上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为了参加考试，更是为了拓宽视野，结识更多有识之士。1844年，李鸿章参加了顺天府恩科乡试，成功考中举人，并在同年与周氏完婚。
    然而，1845年，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却未能如愿，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入了当时着名学者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这段经历不仅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让他与曾国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847年，李鸿章终于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突破，中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仕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850年，通过朝廷的引见考核后，他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
    二、湘军幕僚
    李鸿章的早期军事生涯始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自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向东扩展，对清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853年，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了巡抚蒋文庆。李鸿章在此期间展现了他的智谋，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撰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令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你让我陷入困境，我也让你陪我一起回去。”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到家乡，参与组织团练。
    1853年五月，李鸿章带领士兵守卫和州裕溪口，这是他首次与太平军正面交锋。次年，他的父亲李文安也在王茂荫的推荐下，回到家乡办理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队伍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跟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和必禄·福济等清廷官员，在安徽中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尽管他以书生的身份带兵，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将领不应只看重一时的胜负，而是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1855年，因攻克安徽含山县的功绩，李鸿章被赐予知府衔。同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他奉旨被记名以道府使用。1856年，随着巢县、和州等地的收复，李鸿章又获得了按察使衔的奖励。然而，功高盖主，李鸿章也因此遭到不少嫉妒与诽谤，几乎难以立足于乡里。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暂时结束了他长达五年的团练生涯。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携家眷逃离，辗转到达南昌，暂住在他哥哥李翰章家中。这一年，他深感仕途坎坷，感叹“昨日梦封侯，今日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在哥哥李翰章的介绍下，李鸿章加入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幕府，协助处理军务。当时湘军刚刚经历了三河之战的惨败，急需人才重整旗鼓。曾国藩对李鸿章特别重视，悉心指导他处理政务和军务。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显着变化。曾国藩性格温和，而李鸿章则更加果敢决断。两人在处理事务时常常互补，曾国藩常常犹豫不决，但在李鸿章的几句话下便能做出决定。
    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形险要，不适合驻军；而对于李元度的弹劾，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做法欠妥。李鸿章拒绝起草弹劾文书，并与幕僚一同争论，最终愤而离开曾国藩的营地。经过友人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多次邀请，李鸿章于1861年六月七日重新回到湘军大营。自此之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阵营中地位更加稳固，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打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失去了长江下游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随着太平军向苏杭推进，江南地区的豪绅地主纷纷涌向上海避难。为了保护这座重要的通商口岸，当地的士绅买办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靠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派遣代表如钱鼎铭等人前往安庆，请求曾国藩派遣援军。
    曾国藩最初考虑派曾国荃或陈士杰出兵支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随后，他转向李鸿章寻求帮助。李鸿章欣然接受任务，开始着手组建淮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李鸿章奉命返回安徽招募淮勇。凭借之前在庐州组织团练的经验和在当地的人脉资源，李鸿章迅速得到了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的支持。这些人大多是皖籍地主武装的头领，与李鸿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淮军的组建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后，淮军最早的四个营——“树”、“铭”、“鼎”、“庆”营陆续集结于安庆进行训练。这四个营分别由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和吴长庆领导。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自己的弟弟李鹤章返回合肥招募旧部，包括内亲李胜、张绍棠，昔日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人。
    曾国藩对这支新军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并为淮军订立了详细的营制和营规。为了增强淮军的实力，曾国藩从湘军系统中调拨了部分部队，其中包括“春”字营（张遇春）、“济”字营（李济元），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的“开”字两营，以及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此外，还有“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以及曾国藩赠送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通过这些增援，淮军初步形成了14个营的规模，每个营配备正勇505人，长夫180人，总计685人。曾国藩亲自检阅了已经集结在安庆的淮军各营，并宣布淮军建立。随后，上海的士绅筹集了18万两白银，租用了7艘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需要留在池州，所以实际运抵上海的淮军共有13营，约9000人。
    1862年三月十日，李鸿章随首批淮军抵达上海。不久之后，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并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受任之时，上海正处于极为严峻的局势之中。太平军正在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在上海，由当地士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主要依靠外国雇佣军来抵御太平军，对淮军并不抱有很大希望。面对外界的轻视，李鸿章激励将士们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淮军果然不负众望，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激烈的战斗。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最终成功守住了上海，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可。
    淮军抵达上海后，李鸿章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淮军到沪未满一年，便全面改革了原有的湘军制度，转而模仿西方军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装备了先进的洋枪洋炮。李鸿章还聘请了外国教练来训练士兵，这些改革极大地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为了确保淮军能够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以及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了会商攻打太平军的协议。根据协议，李鸿章派出6000人的淮军与外军共同作战，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另外3000人则由英国军官进行严格训练。协议还规定，作战中夺取的军需物资应归淮军所有，双方在军事调动时必须互相通知，并共享军事情报。
    1863年春天，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签订了《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明确了常胜军及其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在常胜军经过整顿后，李鸿章与新的常胜军统领查理·乔治·戈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戈登很快成为了李鸿章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着手从多个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他罢免了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如杨坊等，转而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如郭嵩焘、丁日昌等。同时，李鸿章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的淮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主要标准选拔幕僚。
    在军制改革方面，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西洋军械在实战中的巨大优势，因此决定“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不仅装备了洋枪洋炮，还引入了西方的军事训练体系，这使得淮军在短时间内战斗力大幅提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淮军迅速扩充至50个营头，约2万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筹措方面，李鸿章实施了“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即通过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开支，而通过厘金（商业税）来支持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增设，确保了军饷来源。不过，这种“征粮收税”“捐厘助饷”的做法，虽然解决了军费问题，但也导致了“怨黩繁兴”“民穷财尽”的社会问题。
    在对外关系处理上，李鸿章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例如，苏州杀降事件引发戈登常胜军闹事时，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作为说客，巧妙平息了事态，并最终解散了常胜军。
    四、平定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随着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的投降，李鸿章抓住机会率领淮军发起了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在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后，淮军最终攻克了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统率，从昆山直驱苏州；北路由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进攻吴江和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苏州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并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他创办洋务的序幕。同年七月，程学启部逼近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前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在无锡大桥角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此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开始动摇，并与程学启部秘密接触，商讨献城事宜。
    同年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人杀害了守城主将谭绍光，打开城门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反而要求获得官衔及编制。李鸿章采纳了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降将郜永宽等八人，并遣散了其余部队。程学启入城后还搜杀了两千余名顽固分子。尽管此举引起了戈登的不满，但李鸿章认为这是消除内部隐患的必要之举，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得知后，在日记中称赞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获准穿黄马褂。与此同时，北路的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攻克了无锡和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了浙江嘉兴。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和佐王黄和锦。至此，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赐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解散，留下的洋枪队和炮队并入淮军。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考虑到与曾氏兄弟的关系，李鸿章担心染指金陵会被认为抢功，进而得罪曾氏兄弟。因此，他在苏、常两地按兵不动，转而南下攻入浙江，这一举动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后者上奏朝廷，指责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得知湘军即将攻破天京城，又因朝廷不断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的出兵咨札，激发众将出击。次日，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处理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策略。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即遣散了大部分湘军，主要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认为，当前的威胁来自内部叛乱，但长远的威胁在于西方列强，因此主张保留湘淮军，不仅用于平定内乱，更要抵御外侮。
    五、出击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清廷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地区，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与此同时，李鸿章被任命前往江宁，暂时代理两江总督的职务。这一时期，李鸿章负责协调地方军务和民政事务，为曾国藩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清廷随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次代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保障工作。同年八月，李鸿章奏请购置上海虹口洋人铁厂的机器设备，并将这些设备与丁日昌、韩殿甲原有的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负责监督筹划。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淮军的后勤保障能力，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于湘军大部分已被裁撤，曾国藩北上时主要依靠淮军。曾国藩抵达前线后，采用了刘铭传、李鸿章等人提出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的方针，决定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驻扎重兵，并实行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的机制。此外，曾国藩还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设防，推行“画河圈地”的战术。
    然而，由于捻军作战灵活多变，且势力强大，曾国藩的防守策略一时难以见效。加上曾国藩对淮军的指挥不够顺畅，导致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捻成效甚微。因此，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清廷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手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大淮军规模。李昭庆所部扩充至19营，名为武毅军，并新增了“魁”字2营、亲兵1营和“凤”字7营。此外，还借调了唐仁廉的3营马队。这样一来，剿捻的总兵力达到了7万人。
    当时，捻军已分裂为两支，赖文光、任柱等人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作战，而张宗禹、邱远才等人则率捻军进入陕西。李鸿章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对付东捻军。虽然他依然坚持“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吸取了曾国藩分防过广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术，即力图将捻军逼入山深水复的地方，放弃部分地域以诱其深入，然后再由各省军队合力围困。
    在具体实施剿捻战略的过程中，李鸿章主导的军事行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挑战。
    第一阶段：臼口之围（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鸿章实施了“臼口之围”的战略，主战场在湖北。东捻军突破了曾国藩原先设置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东捻军。
    然而，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淮军遭遇了几次重大挫折。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
    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定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偏袒刘铭传，导致鲍超郁愤成疾，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下唐仁廉重组“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
    东捻军在二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显示出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特点。
    第二阶段：胶莱河、运河防线（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采取了“倒守运河”的策略，并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集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
    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成战场，疏于防范，导致东捻军在七月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李鸿章与丁宝桢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
    十月，东捻军在苏北赣榆的战斗中，任柱战死，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到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后，李鸿章因功被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同治七年上半年）
    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当东捻军陷入困境时，西捻军紧急驰援，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迫使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震动，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
    当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却无人应命，淮军几乎瓦解。李鸿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包括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
    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于二三月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面，议定了“就地圈围”的策略，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并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
    六月初，西捻军与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果，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水位上涨，处境更加困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西捻军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后，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历次降革处分，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六、总督直隶
    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日益壮大，李鸿章意识到自己与清廷的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他决定效仿曾国藩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达北京觐见，获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在京期间，他拜见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并会见了军机大臣奕?、瓜尔佳·文祥等，了解到清廷有意让曾国藩负责裁军事宜，然后让曾国藩移任直隶总督，并让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
    十月，李鸿章返回南京，与曾国藩商讨淮军的撤留事宜，最终决定裁遣马步50营，保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而李鸿章则先回乡省亲，继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并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抚。
    在此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并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然而，就在他抵达西安仅七天后，天津教案爆发，列强军舰云集大沽口，李鸿章随即奉命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与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希望通过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力量来稳定局势。
    李鸿章成功调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赔偿40万两白银，并派遣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此外，他还惩处了相关责任人，包括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处决了8名肇事者，并将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一省政务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使李鸿章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鸿章又被赏戴三眼花翎，这在汉族官员中极为罕见。此时的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达到顶峰，被认为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合上奏，提议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然而，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已经预见到日本未来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率舰队赴台，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尽管最终通过签订《北京专约》暂时平息了事态，但日本于光绪五年（1879年）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因“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巧妙运用国际法，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尽管条约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也因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七、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源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清朝藩属国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开始，法国通过两次《西贡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国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了越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圻，并击败了清朝军队，引发了中法战争。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然而，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000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造成大量清军伤亡。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导致广乙号沉没，济远号逃回威海卫。
    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决定对日宣战。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导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接连占领辽东要地，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文登。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激烈海战。虽然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遭受了重创，但北洋水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剩余舰船退至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相继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虏，最终全军覆没。
    九、马关议和
    马关议和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事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双方的议和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希望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会面。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整为由拒绝交涉，并继续维持陆海两方面的攻势，暗示需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出面议和。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进行议和谈判。尽管出发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反复辩论。因此，在最初的谈判阶段，双方陷入了僵局。
    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住处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睑下方，但幸运的是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李鸿章迅速恢复。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方担心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对自身不利，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微收敛。
    3月16日（4月10日），李鸿章伤势好转，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在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要求3亿两）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上不再让步，并对李鸿章说：“您面前只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随后，日方以增兵再战进行威胁。李鸿章等人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最终同意签约，并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3月23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据传，在签字前的最后时刻，李鸿章曾对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从原先清朝的属国变为独立国家；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并在新开设的商埠享有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这一条约强化了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输出，并对中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私下向其他列强通报了交涉情况，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并接受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十、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这一支柱，加上签订《马关条约》后受到广泛指责，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转入内阁办事。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然而，在此之前，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成功干预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清廷上下普遍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盟友。李鸿章、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于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
    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威胁，清政府希望通过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这次出访不仅是对俄国的友好访问，也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他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会谈。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的建议，并承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李鸿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并于四月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这一条约使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完成俄国之行后，李鸿章继续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超过9万公里。在德国，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规格接待，并前往汉堡拜会了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他也受到了热情欢迎。8月2日抵达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
    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受到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接见。在美国期间，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地点。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表达了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不仅使李鸿章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水平，也让他对西方“立国政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给亲信吴汝纶的信中，他提到：“所见过于所闻。”并总结了欧美国家“立国政教”的核心在于“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十一、伴食宰相
    李鸿章自欧美归来后，满怀抱负地觐见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他深刻描绘了欧美的繁荣强大，并基于中国的贫弱现状，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图强的建议。然而，这些远见卓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李鸿章本人也未获得期望中的重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仅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一个名义上参与国事、实则缺乏实权的见习大臣角色，因此被时人讥讽为“伴食之宰相”，意指其虽身居高位却难有作为。
    在此期间，李鸿章虽无实权，但仍积极参与了多项重大外交事务，包括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问题的谈判，并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胶澳、旅大、九龙的租借条约。尽管这些条约多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与损失，但李鸿章在外交场上的努力与周旋仍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有传言称他接受了俄国的贿赂，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个人形象的复杂性。
    在维新运动高涨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间，李鸿章虽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实则内心对新政多有同情。他秘密资助维新派团体“强学会”，并在背后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军经武、振兴实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等，同时还保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免受迫害。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日益加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理衙门，失去了参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此后，他被任命为勘河大臣，负责黄河工程的勘查工作，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从此过上了闲居生活，心中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苦闷。
    十二、积劳薨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商部大臣，但尚未启程，就又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负责镇压保皇党。在任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朝廷命令，逮捕保皇党人，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策略，预留余地，暗中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书信往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趁机入侵中国。面对这一局势，李鸿章在广东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的决定，认为这是“乱命”，并电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采取权宜之计，维持各省秩序，稳定各国情绪。在他的支持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条款》，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稳定。
    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李鸿章被迫奉旨北上，参与与列强的谈判。他抵达天津后，与庆亲王奕匡一起，开始与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试图减轻中国的损失，但列强态度强硬，最终只能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留下的旧疾，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多次病倒。特别是在签订条约前夕，他因劳累过度和受风寒而吐血不止，病情日益加重。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到谈判结束，签署了《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他的逝世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慈禧太后也为之流涕，感叹大局未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清廷对李鸿章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允许他在京师建祠祭祀。这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一位在京师建祠的人。
    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