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知县却没有侯俊铖那么乐观,眉间微微皱起,犹豫了一阵,还是出声提醒道:“侯掌营,小官出自商户之家,家里两代经商,工商之事,小官也算是知晓一二,工商看似得利丰厚,但那是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办工兴商风险很大,一有波折很容易血本无归。”
“故而一般的小民若不是无地可种,是绝不会投入工商的行当,侯掌营想要大兴工商,需要备好一大笔的钱粮准备投入,就像侯掌营之前所说的商号一般,商号的借贷抹平了农户种田的成本,侯掌营想要大兴工商,同样需要抹平那些商贩工坊的成本,还得做好很长一段时间亏本的准备,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农家的借贷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侯俊铖点点头表示同意,工厂设备不是地里长的,有技术的工人也不是树上结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累,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如果不是什么人无我有的产业,在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超过别人以前,必然是长期亏本的。
商业则更为脆弱,这个时代没有什么财产保护、商业法规之类保护商贩的律法规定,商场之上的竞争是极为激烈且无底线的,更别说有再多的钱,在暴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官府缺钱了,上面的权贵动不了,下面的贫民刮不到油水,便时常朝着中间这些有钱无势的商贾下手,勒捐杂税无所不用其极。
故而如今这个时代的大商大贾要么就是有权贵和朝廷背景的“官商”,要么就是千方百计搭上官面关系,替官员权贵充当白手套的工具。
在如今这个时代,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培养自家子弟考取功名,或者投资穷苦的读书人才是最赚钱、最稳定的生意,即便是郑芝龙那样的海贼王,靠着海贸赚取暴利,每年进项过百万,都选择上岸买地、送儿子去国子监读书。
现在的士人其实也差不多,顾炎武早年以擅于治财而闻名,他治财的手段便是每游历一处便考察当地的田土产出购置田地房屋,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可黄家却是余姚一等一的豪绅地主。
说白了,经营工商无利可图,而且收益还不稳定,若是没有坚实的后盾全力支持,没有前期的大量投入,百姓官绅宁愿守着田土过日子。
“后盾问题不用考虑,经营就是后盾,至于前期的投入嘛……”侯俊铖轻声念叨了几句,抬头问道:“邱知县,你说咱们红营自己铸币造钱如何?”
“难!”邱知县毫不犹豫的说道:“中土自古以来便缺银少铜,金银铜料都自海外输入,实际上就控制在江南那些豪族官绅手中,也就是控制在朝廷的手中,侯掌营的红营如今还能以山贼为伪装,可日后若是席卷吉安府,还能藏得住吗?必然是要在朝廷那里露底的,朝廷掐断金银铜料的输入江西的商道,侯掌营拿什么去铸钱呢?可银钱这些东西,一天都缺不得。”
侯俊铖点点头表示同意,经济封锁是对付根据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满清或许做不到后世民国和日本人那样的严密程度,但侯俊铖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必然是要往最严重的情况去做打算的。
“当然,如今有了新的情况,那便是滇铜的开采量越来越大,大有超级海外输铜的趋势……”邱知县到底是商户家庭出身,对钱财上的事很是敏锐:“小官在江苏读书之时,市面上流行的都是倭铜铸的钱,等小官考取功名当了官,却发现江西等地的铜钱大多已经是滇铜所铸,可见滇铜的开采量已经超越了海外输入的倭铜,成了铸钱的主要材料。”
侯俊铖有些讶异,这邱知县确实是个人才,让侯俊铖都怀疑他是不是也是后世穿越而来的了。
两宋之前铸钱主要使用的赣铜,但赣铜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开采枯竭,之后的元明大多都是自海外输入铜料铸钱,到隆万年间实物税崩解,加之商品供应匮乏、豪绅贵胄兼并严重,越来越多的百姓沦为赤贫,导致金银铜钱向着权贵豪绅手中集中,官府缺乏金银、市面上流通的金银铜钱也越来越少,由此催生了一条鞭法。
自隆庆开关之后,明代海贸愈发繁荣,海外输入的金银铜钱能撑起一条鞭法,可到了万历中后期,作为海外铜料主要输入地的日本统一,德川幕府开始闭关锁国、禁止铜料和金银出口,而欧洲又爆发三十年战争,西方殖民者将殖民地的金银运回国内供应战事,建立在金银铜钱之上的财税体系便骤然崩溃了。
明末的财税危机就是因为缺银少铜的缘故,但明代的君臣对世界和金融没有系统性的了解,他们理解不了问题的根源,不清楚为何这白银铜料如下雨一般一阵有一阵没,只以为是有奸臣奸商作怪,所以万历便到处派矿监,天启崇祯则是年年的加派,反倒更加破坏了明朝的财税体系和税基。
但到了清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明末云南爆发的奢安之乱、沙普之乱,然后是大西军入滇、清军入滇,将云南的土司杀了个七七八八,暴力的完成了“改土归流”,不仅彻底改变了云南的人口结构,让汉人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而且还让原本掌握在土司手里的铜矿握在了朝廷的手中。
自清初开始滇铜便逐步取代了倭铜,从明代年产量十五万斤暴增至一千万斤,让清廷手里有了足够的货币供应,清廷也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完成的后续改革,施行摊丁入亩的政策。
“如今的滇铜自然是掌握在吴三桂手中,以侯掌营和船山先生的关系,从云南搞些滇铜来铸钱并非难事……”邱知县眯着双眼,朝着湖南的方向看去:“可侯掌营,红营和吴三桂之间难道就能永远合作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