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的后梁虽然没有继承唐王朝的全部领土，但后梁的建立仍然不失为一种胜利。河东、凤翔、西川、淮南的拒绝承认也完全符合预期，在资产负债表上只能算作“应收账款”而不能算作亏损。除此之外，首鼠两端的中间派势力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后梁的合法地位，向后梁称臣纳贡，可以说后梁取得了比唐王朝更加实质性的统一。至此，后梁代唐，已经可以打满分了。而来自幽州和塞外契丹的认可，则成为了后梁的加分项，意外之财。下面我们就将简述一下这两股新兴“亲朱派”的始末缘由。【青牛白马木叶山，八部一统定契丹】在那片水草丰美、风景如画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的木叶山，一位骑青牛的天女与一位骑白马的少年邂逅，二人陷入爱河并生下八个儿子。八个儿子繁衍生息，成为了“契丹八部”。这是契丹人对自己始祖的美丽传说。关于“契丹”的最早记录见于《魏书》，南北朝时期与中原文明产生交集，此后的隋、唐、五代均有契丹民族的记录，但多见于“外国列传”、“四夷传·北狄”，直到元朝时候，名臣脱脱编修国史，确立了辽、金、宋各为正统的指导思想，于是诞生了《辽史》，为“二十四史”之一，也表明契丹族从此被中原文明所接纳，契丹人也被当做“中国人”，契丹人的历史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诸多少数民族一样，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和考证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的难题之一，原因有很多，比如早期的契丹人没有文字，所谓“历史”只是口口相传，缺乏文献，而得以载入史册的，多是与中原发生密切交集的人与事，缺乏连贯性；其人名、官名等均为音译，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所以，将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完全梳理出来，势比登天还难。本书既以“五代十国往事”为题，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五代时期的各民族、各政治势力的博弈与历史发展进程上，尽量做到全面而细致地梳理内在联系与逻辑，以线性叙事为主，方便阅读和理解，宗旨是抓大放小、求同存异，原则上对于南诏、契丹等不进行深入展开，只选取与中原文明的交集，在维护整体性的同时，尽量顾及个体完整性。按照中原历史的记载，契丹八部是八个相互独立的部落，时而互相攻伐，时而合力南侵。在南北朝时期，他们侵扰了新建立的北齐政权，结果遭遇惨败，不得不向北齐政权奉表称臣。从此确立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隋朝建立后，契丹继续向隋称臣纳贡；隋末，中原大乱，塞外兴起了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突厥，突厥人横扫今天的亚洲北部地区，契丹人被迫向突厥人称臣纳贡；唐朝建立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依附于大唐，唐太宗李世民也被称作“天可汗”，契丹人也不例外，对唐王朝奉表称臣，唐王朝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嫁之以宗室女，永结甥舅之国，用和亲的手段笼络契丹人，又赐之国姓，所以很多契丹贵族姓“李”，如后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核心大将李光弼，就是被赐国姓的契丹人；武则天革唐为周，契丹人李尽忠发动叛乱。武则天大怒，下令给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并派兵镇压。这场战争对契丹和中原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契丹，在这场战争中，契丹首领始称可汗，标志着契丹国家雏形的建立，由过去原始落后的部落联盟制逐步向“国家”的概念过渡，这是契丹族历史上的里程碑；其次是对中原王朝，很难想象的出，契丹人的这次举义直接拯救了李唐王朝。武则天废了李唐，想把皇位传给武氏，于是将自己的武氏侄子们封王拜将，领兵平叛，借以树威，却不料武氏子弟们烂泥扶不上墙，一败涂地，最终还是靠着李唐旧将平定叛乱，这就使得武则天清醒地认识到武氏子弟不成器，不可委以江山社稷；且李尽忠等人的口号也是要求武则天复位给庐陵王，政归李氏，这是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隐痛，如鲠在喉，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最后，武则天驾崩之前，终于还是遗诏庐陵王承继大统，使皇位回归到了李世民子孙手中。玄宗李隆基时代，安禄山出于一己私利，积极破坏大唐与契丹的睦邻关系，逼得契丹人转而依附于新崛起的回纥汗国。回纥汗国的存在比较短暂，契丹人很快又回到了大唐的怀抱，一直持续到唐末。在契丹早期，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部”以下有氏族，各氏族推选出本部领袖，称为“大人”，八位“大人”再推举出一个部落联盟首领，总领契丹八部，该首领也就是日后的“可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汗”只可能由实力最强的氏族来担任。最早担任可汗的，就是“和大何部”的大贺氏。可汗的任期是三年，可以连选连任。随着连年的征战，能征善战的部族领袖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兵权的大元帅废除了长久以来由大贺氏担任可汗的惯例，而让遥辇氏出任可汗。可汗虽为遥辇氏，但只是傀儡，契丹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大元帅手中。在遥辇氏第九代可汗——遥辇钦德在位时，正逢唐末中原变乱，契丹人趁此机会征服了奚、室韦，并南侵中原。在南下侵袭的过程中，幽、蓟一带近水楼台先得月，近茅粪坑先闻臭。当时坐镇幽州的已经是刘仁恭。虽然在中原战场上，刘仁恭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穷兵黩武、屡战屡败的小丑形象，算不上英明神武，甚至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稍显智障，但他在塞外战场上可谓是光彩夺目，史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刘仁恭为中原王朝抵御契丹的侵扰立下了汗马功劳。幽州地区与契丹人的活动范围接壤，在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磨合中，互有人口迁徙，有较深入地文化交流。当然也少不了军事、政治的情报往来。刘仁恭对契丹人有一定的了解，据记载，刘仁恭多次率领精锐部队，翻越摘星岭，对契丹人的腹地发动突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得契丹人对这位“幽州节度使”畏惧有加。而对契丹最致命的打击，则是刘仁恭放火烧牧草的行为。据记载，每逢秋天，刘仁恭派人沿着边塞放火，天干物燥，塞外茫茫草原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牧草对于游牧民族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于是，契丹人只好重金贿赂刘仁恭，请求他在东北玩泥巴，别玩火。史学界对此早有争议，认为所谓的奇袭摘星岭，并不足以给契丹人造成太大的损失，更不会使得契丹心生畏惧。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的，应该是放火烧牧草的行为。此后，契丹可汗遥辇钦德派大元帅率一万骑兵南侵，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在平州城外摆下鸿门宴，骗契丹将领赴宴，然后扣为人质，契丹人惶恐失措、嚎啕大哭，不得不支付了高昂的赎金，将人质赎回。史称“牛酒之会”。负责这次行动的契丹大元帅，就是赫赫有名的耶律阿保机，即日后的大辽太祖，而被俘的这位将领则是阿保机的大舅哥——萧敌鲁，《旧五代史》记载为“契丹舍利王子”。“舍利”，契丹语音译，亦作“沙里”，意思是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者，可以理解为“贝勒爷”。史籍记载，刘仁恭智擒萧敌鲁，使得契丹十余年不敢南侵。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契丹人十余年不南侵，并非是畏惧幽州刘仁恭，而是源于契丹内部最高权力的交接所引发的一系列“内患”。